文本

通过报道“对朝消息灵通人士”的话隐约可见国情院的影子

朝鲜新闻匿名取材对象的真实身份

考虑到外交安保问题的敏感性特点
匿名出现的报道者
隐姓埋名,但仍暗留可寻线索

时而摇身一变成为国情院“消息灵通人士”将未经核实的情报用于国内政治上不时还“复活”一下已被肃清的朝鲜军队总参谋长

消息灵通人士的“不实报导”大肆横行
正是僵持韩朝关系的悲伤自画像

“熟知朝鲜情况的对朝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据了解,朝鲜驻英国使馆公使太勇浩的父亲正是曾作为金日成勤务员参与到第一代抗日游击战中的太炳烈’”。这即为韩国著名通信公司《韩联社》8月18日上午6时发布的“独家”报道的核心内容,同时有多家媒体转发了该新闻报道。

在前天晚间7时,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召开紧急记者会宣布了太勇浩公使一家抵达韩国境内一事,称其为“截至目前,最高级别的脱北朝鲜外交官”,从而使得《韩联社》的此次报道备受外界瞩目。因为在朝鲜,“抗日游击队血统”是位列“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之后、除所谓“白头血统”的最高评价。再者,太炳烈在1997年逝世之前便已经是朝鲜人民军大将,属于此前朝鲜的权力核心。

然而该报道并不属实。国家情报院(国情院)在8月23日举行的国会情报委员会议上表示,“太勇浩并不是太炳烈之子”。

既然报道并不属实,那使得权威媒体旗下经验丰富的记者深信不疑对此进行了“独家”报道的该“熟知朝鲜情况的对朝消息灵通人士”又是何人呢?是国家情报院和外交安保部门的高层人士吗?还是称与朝鲜权力机关搭上关系的朝鲜脱北居民呢?有或者是在朝中边境地区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生意人?疑问虽接二列三,但毫无能够查明这一消息灵通人士真实身份的线索。事实上,“对朝消息灵通人士”有名无实。

实名报道本是新闻业的一大原则,但也有例外。首先为保护私生活等人权问题,相关报道不可避免需要匿名进行,如在报道性侵事件报道中就不会提及受害人真实姓名。其次是在为保障市民知情权而定要采访相关人士,但该对象却是绝对不会发言的高层之时。在美国等西方媒体中,当采访对象涉及对外政策领域的高层公务员之时便会破例进行匿名报道。

韩国媒体对高层公务员进行匿名报道的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并不仅限于外交安保领域。但这并不是什么妥当的采访惯例。然而在此类情况下,有许多方式都可以成为用来查明匿名取材对象真实身份的线索,与难辨真实身份的“消息灵通人士”的类型并不一样。当匿名报道是为了方便采访而并非保护人权之时,应采取“尽可能为读者和观众提供相关线索,使其可以获知取材对象到底为何人”的原则。

在采访对象为公务员而进行匿名的报道中有着特定的标记惯例。根据采访对象的职位高低,标记会按照“高层相关人士→高层当局→当局→有关人士”的顺序进行区分。“高层相关人士”一般指政务职高层公务员,即部长和副部长。例如,若报道中称其为“政府高层相关人士”,则可作为推测的对象会有数十人,但若称其为“外交部高层人士”则意味着其指的可能就是外交部部长尹炳世、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林圣男或者是外交部第二副部长赵兑烈这三人中的一人。同理,“统一部高层相关人士”则是指统一部部长洪容杓或统一部副部长金炯锡这两人中的一人。

“高层当局”则一般指室长级等高层职位的公务员,而不是正副部长。譬如,若六方会谈韩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烘均在匿名报道的前提下接受了记者们采访,报道中一般会称其为“外交部高层当局”,而更为亲切一点的记者还会处理为“负责六方会谈等朝核问题工作的外交部高层当局”。

“当局”指政府中央部门局长级人士。例如,“参与到韩日政府有关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问题的12•28协议协商和履行工作中的外交部当局”,事实上就指外交部东北亚局长。

而“有关人士”就是指政府中央部门科长级人士。若无特殊情况,级别低于科长的公务员并不会成为一篇报道的采访对象,因为其在业务水平上并不具有政策决定权。

这种按照“政府高层有关人士→高层当局→当局→有关人士”官职区分方式进行的匿名报道,事实上便为具有一定背景知识的读者提供了获知相关发言人究竟为何人的线索。

另一方面,“消息灵通人士”则主要用于处理“采访对象并非公务员”的情况。但因为并不是明文规定,所以很难推测出“消息灵通人士”的真实身份。而正因为如此,以“当局、有关人士”进行的报道和以“消息灵通人士”进行的报道虽然都是匿名报道,但是在可信度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原则上,有责任感的媒体以及有着严谨采访道德观的媒体人会尽量不会把报道主语处理为“消息灵通人士”。但有时因为事件的敏感性特点而不得不隐瞒采访对象的真实身份,报道主语也是可处理为“消息灵通人士”。然而在这类情况下,应更为严格地遵守采访报道中不成文的交叉确认准则。否则因“消息灵通人士”一词而被卷入的“宣传人员”就可能会被恶意利用或失实报道。

下面要说的就是此类相关事例。2月10日下午,韩统一部向有关负责记者提供了题为《朝鲜在2月初闪电般肃清军队参谋长李永吉》的文件。该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朝鲜在2月初以‘宗派分子’及‘专制、腐败’罪名将军队总参谋长李永吉(61岁,大将)处以死刑”。统一部同时附上条件要求“按‘对朝消息灵通人士’形式进行报道”。2月10日,朴槿惠政府为应对朝鲜火箭发射一事(2月7日),宣布将采取“全面关闭开城工业园区”方针。统一部所提供的“李永吉死刑”资料随着被称为韩朝关系“最后一道防线”的开城工业园区的全面关闭而激化了舆论的反对声浪,并且还被分析称为是用于放大相关“致力于核试验弹道导弹发射项目同时莽打莽撞又穷凶极恶的金正恩政权”的谴责性舆论宣传战的一环。然而在政府职务制度上,统一部为对朝政策的执行部门,而对朝情报的收集工作属于国情院。

政府以“对朝消息灵通人士”的匿名形式将敏感的“朝鲜情报信息”透露给媒体的行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政治战略。更何况这一内容还并不属实。据《劳动新闻》5月10日报道,朴槿惠政府在2月初报道称被处以死刑的李永吉在5月9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7届第1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不就是所谓的死而复生之事吗?在美国《纽约时报》16日刊登的题为《传闻、误报与匿名》的记者专栏中指出,“国情院常常成为韩国媒体有关朝鲜报道中的匿名取材对象”,同时还批评称,“韩国现政府,尤其是国情院正被批称影响了韩国国内舆论,同时还向媒体提供因政府政策推行速度而失去政治中立性的筛选性情报,甚至是不完全的、无法验证的朝鲜相关情报”。

以“消息灵通人士”发表的报道也并非全部被归结为误报。例如,“某消息灵通人士15日表示,‘金正日委员长于1月8日左右在劳动党组织指导部下达指示,决定将第三任夫人高英熙(音)之子正云(音)定为接班人’。”这即是《韩联社》崔善英(音)和张勇勋(音)记者于2009年1月15日,对朝鲜“三代世袭”决定所进行的全球首发报道的核心内容。该报道在当时并未引发巨大反响。因为截至当时,甚至连名字都被错认为“金正云”的金正恩从未在公开场合上露过面,所以几乎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其将会成为“第三代接班人”。2010年9月,在朝鲜时隔44年召开的劳动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上,站在国防委员长金正日身边的金正恩的照片在《劳动新闻》(2010年9月29日版第一页)上得以公开,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永南在《APTN》采访中称,“现在我们将开始光荣辅佐青年大将金正恩同志”,至此“接班人金正恩”才被首次公开提及,《韩联社》的那篇报道才得以落实为“全球性独家新闻”。这两名记者在2011年获得韩国记者奖一等奖后也未说明“某消息灵通人士”究竟是何人。但是两人就“消息灵通人士”可靠性验证过程与匿名报道的不可避性问题表示,“2003年张成泽部长被软禁的报道以及金正日委员长第四人夫人金玉(音)的报道等有关朝鲜的独家报道都是通过同一个消息灵通人士而得以见诸报端……因为有关朝鲜权力层相关情报信息的可信性问题以及不过二十几岁左右的三子正云的意外性,使得相关新闻被推后,开始发动包括韩国国内和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可信度较高的信息来源来对朝鲜权力内部的变化进行追踪报道。这是因为,若不对封闭朝鲜社会的特殊情况进行多次确认将难以写成报道……虽然公开取材对象身份是报道原则之一,但是有关朝鲜问题的取材对象涉及人身安全问题,因此较其他领域问题的取材对象而言更需大力度的保护,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只能将其含糊其辞为‘消息灵通人士’。”(第42届韩国记者奖一等奖采访后记)

进行有关朝鲜的报道并不容易。因为朝鲜几乎不可能会直接接受采访,同时考证报道内容是否属实的方法也并不合适。除去极为特别的情况,朝鲜当局并不允许外媒采访。若记者表达想要采访的意向,朝鲜允许外媒引用其《劳动新闻》以及《朝鲜中央通讯》等的报道,但是外媒很难区分相关报道是属于“宣传”还是“事实”。即便发生外媒严重误报的情况,朝鲜当局也不会做出更正报道的申请或法律诉讼等“误报应对”。因此,也就难辨有关朝鲜漫天报道的真伪性。

朝鲜相关报道并都是如同现下这般被“以消息灵通人士名义进行谣言通信”。以消息灵通人士发布的报道与韩朝关系成反比关系。在当局会谈频繁等韩朝关系融洽、民间层面交流合作活跃之时,能够直接见到“朝鲜人”的韩国人就会变多,有机会访问朝鲜并进行现场采访的记者也会增加。因此有关朝鲜报道的采访对象也就变得多元化,报道内容也变得有根可寻。

在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执政时期,实现了两次韩朝首脑会谈、一年内数十次的当局会谈、开城工业园区以及金刚山观光等多种多样的交流合作。因此当时的媒体界并不会如同当下这样充斥着以来头不明的“消息灵通人士”发表的报道。因为负责的政府当局会对会谈结果给出公开解释,众多交流合作的工作人员也能以真名透露有关朝鲜的消息,媒体便无需非要依赖“消息灵通人士”的名义进行报道。

然而自2008年2月25日李明博政府上台以来的8年多时间里,韩国记者中没有一人为采访而公开访问过朝鲜。进入朴槿惠政府执政时期,不论是凤毛麟角般的韩朝当局会谈,还是传统惯例的“共同采访组”形式的现场取材都不被允许。政府不对这种“野蛮媒体观”感到羞愧,媒体自身也同样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在被束缚了手脚的韩国媒体界中,有关朝鲜的新闻都被笼罩在“消息灵通人士”名义的报道中,这既是“韩朝关系冰点时代”的自画像,同样也是诅咒。

李制勋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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