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协商的对朝“制裁”根本行不通
政策失败却无人担责
“我们和国际社会的应对要和此前完全不同”。朝鲜第五轮核试验之后，从老挝急速回国的朴槿惠总统在9月9日晚召开的“安全情况检查会议”上如此表示。但是，朴总统并未对根本政策进行再次讨论，也没有对 “与以前不同的应对”方案进行指示。政府的应对方式也与此前相同。对朝制裁和军事应对准备态势的强化便是“第五轮核试验应对”的全部。朴总统以及其他各国也不再讨论六方会谈的重启等对话、协商方式的摸索问题。
韩国外交部高层人士在9月11日的记者见面会上表示“政府将全力以赴，与国际社会一起，通过更加强硬的对朝制裁和压迫的方式，营造出让朝鲜必须做出改变的环境”。然而并无回音。今年1月第四轮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出台和履行了 “七十年以来联合国历史上最强硬和最有效的非军事制裁决议”（3月3日外交部报告资料）——“第2270号决议”（3月2日）。但是，占据朝鲜对外贸易90%的朝中贸易在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了2.1%。朴总统的构想是通过制裁“给予朝鲜政权无法承担的痛苦，改变战略考量方法”，但却无从发“力”。韩国外交部高层人士就安理会追加制裁决议称，“将对2270号决议中没有包含的内容、履行过程中感到不足之处以及新的（制裁）要素进行协商”。只要2270号决议作为例外不将部分民生部分纳入制裁对象，追加制裁手段就是不合适的。带来负面影响的制裁应在源头上予以排除（全文•第48款），即使在新的决议中，联合国的这项原则也不能改变。
在韩朝关系上，政府所采取的追加制裁也并不恰当。第四轮核试验之后，被称为“韩朝关系最后一道防线”的开城工业园区项目也全面中止。在9月9日的会议中，朴总统虽对外交部、国防部长官下达了具体指示，但并未对统一部下达任何单独指示，这就证明这一点。这也是韩国统一部表示“将探索、促进对北施压措施”（9月9日国会报告资料），不能摆脱狭隘态度的原因。
这是“没有对策的对策”，其实即便在无对策的状况下，朴槿惠政府也未对政策的失败进行反省。2006年10月，朝鲜第一轮核试验以后，当时韩国统一部长官李钟奭因未能阻止核试验而辞职，但第2至5轮核试验时，李明博、朴槿惠政府并未有人对朝政策失败进行反省和承担责任。
相反，朴总统在9月9日的会议中强烈批评外界。发脾气称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已无法控制精神状态”，指责在野党是“不断反对萨德部署，开展无对策政治攻势”的集团，质疑享有选举权的民众是“不纯势力”、“社会不安的制造者”。在这些话的背后呈现出的是一种由于自身完全排除对话协商而导致政策手段枯竭的状态。
拥有丰富的朝核问题解决经验的前任某高层人士深表忧虑称，“中国若想最终解决问题，必须在制裁的同时进行协商。那样的话，韩国政府必须要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不过，朴总统仿佛完全没有那样的想法，这是最严重的问题”。青瓦台某高层相关人士在当天下午称，“目前，（朴总统）尚未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通话的计划”。
李制勋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