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力量党是以自由民主主义为国家统治基本原则的韩国执政党。它继承了以军事政权为根基的权威主义势力与以庆南地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势力联合组成的民主自由党(1990年至1995年)。在理念上带有反共、国家主义倾向，在经济上则推行亲大企业路线。虽然有时因“朝鲜变量”的影响会显现出麦卡锡主义倾向，但很少有人将该党定义为“极右翼”。因为它从未否定过以权力分立、法治以及保障个人自由为核心的现行宪法秩序，也未曾试图脱离这一秩序。
但情况在12・3内乱后发生了急剧变化。很多人毫不避讳地将国民力量党称为“极右翼政党”。这是因为该党拥护动用军队企图破坏宪法的行径，动摇宪法法院和法院的权威，助长对代议民主主义基础的选举制度的不信任，还煽动潜伏着的排外主义(反华)情绪以及对少数群体的厌恶，展现出了典型的极右翼政党的行径。
■前奏
难道只能把一切都仅仅归咎于12・3内乱这一“政治上的急性变故”吗？并非如此。专家们普遍认为，“国民力量党极右翼化”的趋势在文在寅政府上台(2017年)前后便开始。2016年国会议员选举失败、朴槿惠总统被弹劾、新国家党分裂后，保守政党在国会内成为少数派，同时受到韩朝关系迅速升温以及市民社会推动制定禁止歧视法等因素的刺激，反共、反朝的极右翼新教团体打着“汇聚在广场上的力量”的旗号企图实现政治势力化。
转折点是2019年自由韩国党黄教安体制的登场。这一体制是在文在寅执政中期，在 “保守势力衰落”的危机感中，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极端主义势力不断扩大规模和影响力，压迫主流保守政党的潮流中诞生的。实际上，自由韩国党正式投入街头斗争的 2019年至2020年，与担任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代表会长的全光焄牧师率领太极旗部队建立全国组织并开始征集“要求文在寅下台签名”的时期相重合。2019年10月起，自由韩国党现任及前任议员们也加入了这一潮流，当时在全光焄牧师的集会上手持麦克风的政治人士中就有江原道知事金镇台和首尔市长吴世勋。
同月25日，黄教安带领议员们参加了全光焄势力在光化门举行的集会。同年12月16日，自由韩国党在国会主办的“阻止快速通道法案集会”上，极右翼新教势力大举参与，他们以“阿门”和“哈利路亚”回应黄教安“拼上性命守护自由大韩民国”的发言。集会上出现了韩国国旗、美国国旗和以色列国旗，部分参与者试图闯入国会主楼，与国会警卫队发生了冲突。
■保持距离与再次结合
从黄教安体制开始的“与极右翼共处”最终结果惨不忍睹。在改名为未来统合党后参加的2020年国会议员选举中，该党仅获得了103个议席。这是保守政党历史上最严重的惨败。黄教安体制仅维持了1年2个月便宣告结束，金钟仁领导的紧急对策委员会随后接手。紧急对策委员长金钟仁表示“我们与全光焄牧师没有任何关系”，着手“切断与极右翼的联系”，当时的党鞭朱豪英也强调“我们与社会上所谓的‘极右翼’人士或政党不同”。然而，这只不过是“暂时保持距离”，而非“彻底决裂”。
“极右翼化”的新局面随着尹锡悦挑战大选而拉开帷幕。全光焄牧师在2022年1月的教会布道中情绪激动地表示，“如果除了通过尹锡悦实现政权更迭之外还有其他办法，那就拿出来看看”。这个时期，作为候选人的尹锡悦也开始展现出“右翼民粹主义者”的面貌。当时尹锡悦最努力的工作就是在“恢复公正与常识”的口号下将社会划分为 “掠夺势力”和“国民”。
在尹锡悦式的民粹主义中，“掠夺势力”是以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86世代（指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的一代）政治人物、以民主劳总为代表的正规职工工会、女权主义者、进步市民团体、性少数群体以及移民劳工等为主，平日里一直对尹锡悦及其周围势力表现出强烈敌对情绪的群体。然后，他将除了这些“掠夺势力”之外的所有人都称为“国民”，并将他们拉拢到自己这边。“国民”的核心包括综合不动产税和高额财产税的纳税者、极右翼老年群体、大型教会的信徒、20至30岁的男性、传统保守派选民以及因社会两极分化而深受冲击的弱势群体。最终，他以0.73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惊险赢得大选。
■潜伏与再次活跃
问题在于右翼民粹主义作为“掌权策略”虽然有效，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却难以发挥强大作用。因为批判现有秩序并集结对抗势力与运营国家共同体完全属于不同的领域。因此，国民力量党的极右翼化在执政的第一年里并没有明显地显现出来。甚至在这个时期，国民力量党还对全光焄势力保持警惕，甚至表现出果断阻止党内与他们勾结行为的姿态。2023年3月，参加全光焄牧师集会的最高委员金在原表示“反对将5•18精神载入宪法”，随后受到了党内伦理委员会的处罚，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一时期，黄教安还揭露了全光焄牧师公然请求帮忙的事实，甚至表示“(必须)将全光焄势力从党内清除出去”。
然而，金在原在国民力量党第一、二、三届领导层选举中连续当选为最高委员，使得党内的处罚形同虚设。人们普遍认为这背后起作用的是2017年反对弹劾朴槿惠的集会、2019年极右翼与自由韩国党紧密勾结，以及经过2022年大选大量极右翼新教和太极旗势力加入国民力量党并进行的有组织活动。
正因如此，潜伏期很难超过一年。2023年尹锡悦总统的8•15光复节致词中充满了“战争语言”。他将在野党、市民社会团体和劳工界定义为“狂热信奉共产主义、扰乱社会的反国家势力”。致词中的“一举歼灭”，“处决”等表述就像是1年3个月后宣布紧急戒严和布告令的预告片。庆熙大学教养学院教授金允哲（音）表示，“尹锡悦执政初期强调公正并表示要关注民生，然而当治理不如其预期时就归咎于在野党并宣布进行意识形态内战”。随着支持率下降、与巨大在野党的矛盾加剧，以及由此导致的国政僵局长期化，曾经潜伏的极右翼“病毒”再次活跃起来。
■失败与混乱
极右翼化并非仅仅是尹锡悦总统的责任。执政的政党无法控制总统走向极端的思想和行为，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国民力量党反而选择积极配合极右翼化的一方从国民力量党就2023年尹锡悦的8•15光复节致词评论称“坚决排斥任何威胁自由大韩民国的势力是我们的义务”就能看出。
这种氛围的形成也受到了经过大选和党内职位选举后整个政党清一色变成亲尹锡悦派的影响。曾与尹锡悦对立的李俊锡在2022年7月被踢出党首职位，2023年3月全党大会时，支持率曾排名第一的罗卿瑗议员在总统办公室和亲尹派的压力下被迫退出了党首竞选。在这种畸形的“党政一体”体制下，党的所有决策都受尹锡悦和金建希“夫妇意志”的左右。
结果是又一次国会议员选举惨败。在去年4月10日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力量党仅获得108个议席，其中釜山、蔚山、庆南地区占34席，大邱、庆北地区占25席，庆南地区选区的议员占该党全部议席的54.6%。朝鲜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池炳根（音）表示，“党内议员过于偏向庆南地区，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意味着，该党没有反映国民的普遍诉求，而是过度代表了庆南地区强硬支持群体的声音，以至于能够控制该党极右翼化的力量本身也被削弱了。
■内乱与失控
国民力量党的极右翼化与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1914~1996)分析的“战前日本的统治机制”相似。在这种机制下，权力以“天皇”这一绝对权威为中心呈同心圆状分配，该系统的特点是获得权力并行使权力的主体更多地依赖于“与中心(天皇)的距离(亲近程度)”，而不是“自身内部”拥有权力行使的合法性。
国民力量党也是如此，各个主体行使权力的大小与和中心(尹锡悦夫妇)的亲近程度成正比。问题在于，在这个系统中，一旦中心消失或被削弱，各个层级的权力就会在一直追随中心的下层的压力下毫无还手之力地被左右。12・3内乱之后国民力量党的情况就是如此。“没有尹锡悦的亲尹派”没有从内部重新构建失去的权威和权力，而是试图依靠已经变得极端化的尹锡悦追随者来维持处于崩溃危机的统治体制。其结果就是 “极右翼的主流化”。
如果观察12・3内乱之后政局的发展情况，这一系列过程就会变得清晰明了。中央大学教授申晋旭将12・3内乱事件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2月3日执政势力企图发动近卫政变，国会和市民展开防御行动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戒严解除后，民主主义恢复方面暂时形成最大共识的时期。第三阶段是因国会弹劾而失去制度性权力资源的尹锡悦强行辩解戒严的正当性，集结支持群体并煽动对宪法机构攻击的阶段。第四阶段是极右翼大规模集结、法院骚乱等极右翼恐怖活动全面升级的时期。第五阶段是国民力量党参与极右翼势力的暴力煽动，从而强化法西斯主义倾向的阶段。
■是毁灭还是重生？
12・3内乱不仅揭示了韩国民主主义根基不稳固，还表明企图压制民主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群体在韩国社会中已达到相当规模。最重要的是极右翼社会势力与保守政治势力的联盟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这一事实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证明了韩国保守政党在结构和理念上的脆弱性。
问题在于，如果像现在这样，保守政治势力与极右翼社会势力的联盟继续维持，甚至达到掌权的程度，韩国社会将很快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崩溃”。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方法是将保守政治势力与极右翼社会群体隔离开来，也就是让国民力量党“回归保守政党本质”。仅靠国民力量党的意愿要实现这一目标是毫无希望的。因为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表明政党的体质革新只有在内部的自主努力、竞争性政治势力的冲击以及社会的强烈压力共同作用下才能完成。
李世瑩 申敏静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