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昨天的投票让人们看到了世界化导致的各种变化与挑战。”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6月24日（当地时间）在英国公投脱欧后自己参加的第一次公开活动上承认英国决定退出欧盟是世界化的逆流现象。他当日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世界企业首脑会议上说，世界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大好处，同时承认世界化“也触发了人们的忧虑和恐怖”。
他所谈到的“世界化带来的持续变化与挑战”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逐渐演变成全世界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即对现存政治势力和体系发起挑战的汇集左右派的非主流、局外人势力的崛起，包括美国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与民主党的伯尼•桑德斯、希腊父债危机后执政的激进左派联盟、意大利最近在罗马市长选举中胜利的五星运动党、西班牙激进左派我们可以党，以及在欧洲各国不断扩大势力的极右或右派民族主义政党英国独立党、法国的国民阵线、荷兰的自由党、奥地利的自由党、挪威的进步党、芬兰的芬兰人党、丹麦的丹麦国民党等等。
可以统称为民粹主义的这些势力与政党从极左到极右，囊括了各种理念立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边是反对世界化与各种世界化现象。他们认为，世界化是导致经济不平等扩大、职业稳定性遭到破坏的罪魁祸首。
英国脱欧公投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现象。在英国脱欧公投中，主张脱欧的阵营囊括了极右民族主义倾向的英国独立党、执政保守党中的非主流右派、劳动党的非主流左派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场外左派势力，汇集了各种左右派势力，堪称一个“彩虹联盟”。而且，他们投票的动力是为了从欧盟中独立出来，恢复主权与限制移民。虽然右派阵营的关注点在于移民流入、而左派阵营关注的焦点在于摆脱规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它们的根源都在于现在英国中下流阶层所感受到的经济不平等与职业不稳定。英国收入相对较高而且移民流入相对较少的苏格兰普遍倾向于投票留欧，从侧面证明了这一情况。
美国最上层1%人口的平均收入从1980年前后的30万美元大幅增加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大约100万美元，而中产层的平均收入仅从大约5万美元增加到6万美元，低收入阶层则一直徘徊在2万美元上下。
从瑞典经济学者埃斯佩洛•罗伊奈与达尼尔•瓦登斯特罗姆的《收入与财富分配的政治趋势》等研究结果来看，20世纪以后美国与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最上层1%阶层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曾一直保持上升趋势，直至1930年开始下降，后来从1980年开始再次戏剧化表现出上升势头。在美国，这一比例从1930年的20%下降到1980年的5%，随后又持续上升，在2005年之后达到了17%以上。
在最上层1%人口收入比例开始升高的1980年前后正是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与美国罗纳德•里根政府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第二次世界化”的年份。1980年，在撒切尔政府的主导下，英国开始放弃犹豫不决的姿态，积极参与欧洲统合进程。
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外交国防政策研究高级副所长丹尼尔•普莱特卡说“英国脱欧可能会全面重现1933年的情况”。1933年是德国纳粹得势，利用“分裂的政治、愤怒、危险的决定和孤立主义”逐渐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份。
也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很可能会重现世界历史在20世纪初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化”与其带来的逆流。19世纪末以后，自由放任主义带来的第一次世界化进程引起了极端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30年代的大恐慌。这一情况在德国等地催生了国粹主义民族主义纳粹政权，并最终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盟总部所在的布鲁塞尔政治经济研究欧洲中心所长普莱德里克•埃里克森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指出，“世界化时代正在逐渐落幕”，“英国脱欧公投和世界化逆流真正令人震惊的是，掀起这一浪潮的主力来自曾经在开放社会中获取过大量好处的婴儿潮一代”。也就是说，目前饱受收入减少和失业困扰的老年与低学历群体普遍开始怀念第二次世界化以前相对平等的世界。
现在世界上充斥着第二次世界化的逆流，仿若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爆发第一次世界化逆流的时期。
郑义吉 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