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善嬉 评论员室室长
如今已蔓延至欧洲各地的青年抗议浪潮，最初的导火索是法国教育经费不足。法国政府为何不得不压缩部分教育开支，各方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大幅减税，导致税收减少。也有人认为，收入替代率高达70%的养老金开支过大才是症结所在。还有人指出，今年法国一般政府债务预计将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8.5%，国债收益率又在走高，靠发债填补财政赤字越来越难。出路也不止一条。
法国可以改革养老金制度，降低给付水平，或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也可以向富裕阶层多征税，增加财政收入，或者暂时承受较高的利率，继续举债。有人把法国看成一个快要垮掉的国家，可法国的名义GDP位居世界第七，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仍是一个富裕国家。无论如何，法国总会找到出路。
问题在于，有人硬是从法国的示威中得出一条“教训”，声称“再这样下去，韩国也会落到法国这步田地”。按他们的逻辑，法国在福利上花钱太多，结果债务飙升，如今连教育经费都拿不出来，年轻人才走上街头。因此，韩国从现在起就该逐步削减福利。
韩国今年的国家债务占GDP比重为47.3%，要升至法国目前约120%的水平，得等到2055年。韩国国民年金（公共养老金）的收入替代率为38.9%，只有法国的一半左右，而且这还是参保40年以上才能达到的水平。韩国老年贫困率（39.7%）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之首，经合组织平均为14.8%，法国为6.1%。法国大学注册费每年170欧元（约合人民币1300元），部分学生还能获得生活费乃至房租补贴。这就好比催促一个营养不良的人：为了不变胖（其实法国算不算“肥胖”本身就有争议），从现在起就得节食。既然如此担心国家债务，这些人为什么不主张提高国民负担率（税收与社会保险费之和占GDP的比重）？韩国的国民负担率仅为25.3%，远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34.1%）。
当然，法国青年的抗议确实给韩国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理应汲取的第一条教训，是绝不能对不平等坐视不管。法国削减教育预算，拉大了低收入群体聚居的郊区与富裕市中心之间的教育环境差距，正是这种不平等让学生们走上了街头。不容忽视的是，面对仅凭个人努力怎么也追不上的资产与收入差距，韩国青年心中的愤怒与绝望也在日积月累。但也不能把这一问题简单归结为“老一代剥削、青年一代被掠夺”式的代际对立。即便在青年群体内部，人们的生活境遇也天差地别。
第二条教训是，必须思考如何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今后政府支出规模只会越来越大。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和医疗费用必然增加；人工智能（AI）普及等因素将加剧两极分化，要遏制这一趋势，教育、就业和福利预算也得增加。为应对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环境而推行的产业政策，同样需要资金投入。从长远看，只能把国债、税收和政府支出控制在适当水平，统筹搭配。发行国债时，要兼顾金融市场承接能力和利息负担加重这两大风险，把握好节奏。增税则应先从目前尚属空白的资本所得课税入手，同时推动全社会就公平分担税负达成共识。关键是要同时摆脱极端的“赤字恐惧症”和“增税回避症”。
第三是如何看待“欧洲的衰落”。说欧洲已经“没落”为时尚早，但欧洲正在走下坡路，这是难以否认的现实。美国虽已不复往日，但仍稳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继互联网革命、移动革命之后，美国又引领了人工智能革命，再次确认了其创新引领者的地位。中国则巩固了史无前例的制造业强国地位，并证明自己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尖端产业同样能够领跑。欧洲在这两方面都失去了竞争力，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由于未能在难民问题上凝聚社会共识，欧洲甚至让极右翼势力迅速壮大。没有增长的分配并非不可能，但缺少增长支撑，分配就会成为更棘手的难题。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社会团结为基础、拥有稳固福利体系的欧洲传统模式，正在动摇。长期以欧洲福利国家为发展方向的韩国进步阵营，也因此面临一道难题：从现在起，韩国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打造属于自己的社会契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