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
在韩国现代史的八十年间，各类丑闻与爆料层出不穷。时过境迁，那些曾震动一时的丑闻，如今除专业人士外已鲜有人知。例如，1966 年轰动全国的 “糖精走私案”，如今还能了解来龙去脉的人恐怕不多。如果说糖精走私案是三星财阀与朴正熙政权勾结的产物，那么 1977-78 年的 “狎鸥亭现代公寓特惠分售案” 则赤裸裸地揭示了现代等财阀如何笼络媒体和政府高官。
虽然当年那些影响较小的政商事件大多已被人们遗忘，但韩国现代史上无数丑闻留下的 “遗产” 依然存在。大多数韩国人已经充分认识到政商勾结的社会现实，不再相信财阀、政客等统治阶层的道德，也不再相信游戏规则的公正性。爆料和丑闻滋生的这种不信任感，一方面表现为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厌恶和对变革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去政治化和原子化倾向。
当然，这并非韩国独有的现象。大型经济、政治爆料和丑闻在其他社会也对大众意识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爆料，可能是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上尼基塔・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的演讲。斯大林主义曾被许多东西方进步人士视为优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但该演讲揭露了它不过是依靠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 “警察国家”。
如果说 1956 年的爆料使苏联体制的权威动摇了一半，那么它的主要对手美国也在 1970 年代初接连不断的爆料中遭受重创。1971 年 “五角大楼文件” 的曝光揭示，美国历届政府长期欺骗国民，以 “遏制中国” 为名在越南发动非法的侵略战争；1972-74 年的 “水门事件” 则表明，美国政府甚至不尊重议会制政治的基本规则。美国霸权的衰落主要是由经济、社会和政治原因造成的，但 1970 年代初动摇美国权威的一系列爆料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统治者都不喜欢爆料。只有在不可抗拒的情况下，爆料才有可能发生。在苏联，1953 年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后，劳改营发生暴动，迫使当局关闭劳改营，大量无辜的政治犯得以返回家园，这成为了导火索。共产党急于解释斯大林统治下大规模强迫劳动的现实，因为这已经广为人知。最终，赫鲁晓夫以党的领导人身份发表了 “批判斯大林” 的讲话，以此进行解释。同样，在 1970 年代初的美国，统治阶级因经济危机和越南战争的失败而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报纸刊登了 “五角大楼文件” 等泄密文件。因此，平时不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爆料，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才成为可能。
这次 “爱泼斯坦案文件” 的公开也直接反映了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在两极分化、工人实际工资停滞不前、房价飙升等民生问题中，美国人越来越不信任政府。1958 年，73% 的美国人认为 “联邦政府运转良好”，但现在只有 17% 的人这么认为。在一个已经充斥着不信任和幻灭感的危机重重的美国社会，杰弗里・爱泼斯坦被确认性侵了 36 名少女，却在 2008 年只被判处 18 个月的监禁，以及 2019 年他离奇的自杀，都极大地加剧了人们对当权者的不信任。许多人质疑，如果爱泼斯坦没有为比尔・克林顿、唐纳德・特朗普、比尔・盖茨和埃隆・马斯克等政商界大亨充当皮条客，他怎么能如此厚颜无耻地长期从事人口贩卖和未成年人性虐待？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平息民怨，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公开了 “爱泼斯坦案文件”（很可能已大规模删除了对其本人不利的内容）。这次公开，对美国乃至全球数亿民众而言，无疑是一次 “真相时刻”，迫使他们直面资本主义末期那赤裸而残酷的社会现实。
“爱泼斯坦案文件” 揭示的美国，与 “糖精走私案”、“现代公寓特惠分售案” 时期的韩国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一个政商勾结、沆瀣一气的社会。商界巨头和政坛大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剥削。这个以权色交易为纽带的权力卡特尔，不仅囊括了政商两界，还将触角伸向了法律界和学术界的精英。甚至连诺姆・乔姆斯基这样的体制批判者，也与身处权力网络中心的 “超级皮条客” 爱泼斯坦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在私人信件中嘲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大多来自贫困国家，她们生活在如同斯大林时代苏联般的恐怖之中，深知所谓的法治不过是当权者的遮羞布，而强大的美国国家机器实际上站在儿童性剥削者一边。爱泼斯坦案发后，特朗普、盖茨、马斯克等人就像 70 年代初深陷 “水门事件” 的尼克松一样，纷纷自食其言，编造着漏洞百出的谎言。
“爱泼斯坦案文件” 最终揭露了新自由主义世界的一个残酷真相：一个由极度腐败的政商大佬组成的非正式网络，正以一种与法治和民主无关的方式运作。在天文数字般的金钱面前，法治荡然无存，制度性民主一再倒退，最终沦为形式。笔者希望，对这种绝望现实的愤怒，能够转化为对实现正义和变革的强烈渴望，而不是无力感。只有走上街头，与不道德的特权卡特尔作斗争的民众，才能为这个被性犯罪者权力网蚕食、日渐衰落的霸权国家带来真正的民主。韩国的民主化斗争经验，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宝贵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