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仁 延世大学名誉教授
曾以“王道”自居的美国，正日益沦为一种掠夺性霸权，其领导方式混杂着昏庸与强权逻辑。而中国则高举起多边主义与“共赢”的旗帜，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种讽刺性对照。
当今可被称为“乱世”。旧的国际秩序日渐式微，新秩序的轮廓却仍未显现。从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到中美两极结构；从美国掌控西半球、俄罗斯主导欧洲、中国影响亚洲的“三轴格局”，再到中美两极与次多极并存的结构，乃至多极体系的可能形态，相关讨论层出不穷。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者huanghui的观点引人注目。他在美国杂志《Noema》发表的《欢迎来到新战国时代》一文中提出：二战结束至特朗普执政之前的国际秩序，犹如中国古代的“春秋时代”；而“特朗普2.0”之后的时期，则可喻为“战国时代”。
春秋时期，周王室仍保有象征性权威，规范诸侯间等级秩序的“周礼”依然发挥作用，因此大国间得以维持相对稳定，避免了大规模战乱。同理，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联合国、贸易与货币体系等国际机构、国际法及相关规范，有效抑制了大国冲突，维护了国际体系的稳定，这与春秋时代的逻辑并无二致。
他认为，如今世界正告别这样的“春秋时代”，进入“战国时代”。战国时期，周王室权威尽失，周礼形同虚设，各诸侯国只奉行实力与利益至上的逻辑，进入弱肉强食的时代。当今世界秩序亦与之相似：多边主义与国际规范衰落，无政府状态加剧，连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也出现裂痕。huanghui进一步勾勒出“现代版战国七雄”：追求秦式霸权的美国与中国；如同韩、赵、魏般身处中原却地位尴尬的欧洲国家；类似齐国的日本；如楚国般雄踞南方的伊斯兰势力；以及像燕国一样崛起的中坚力量——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越南等。这“七雄”之间的角逐与竞争，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
在这样的“战国时代”，谁能够、又如何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国家？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在其著作《大国领导力》（《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9年）中，依据战国法家思想家荀子的理论，提出了四种领导类型：王道、霸道、昏庸与强权。
所谓“王道”，是指以道德与规范谋求国际秩序稳定，基于法律与原则建立国际信任，并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正当性的领导方式。
其次，“霸道”是指凭借实力优势获取势力范围，对盟友讲求规范与信任，而对敌国则奉行丛林法则。这种领导方式虽可通过信义维持同盟内部的战略稳定，却难以避免与其他霸权国家的冲突。
第三，“昏庸”指的是不可信赖、不负责任、善于双标，体现为“欺软怕硬”的典型机会主义领导。此类领导沉迷短期利益，无视国际规范，最终连偏安一隅也难以实现。
最后，“强权”是荀子最为警惕的恶劣领导类型。它以权谋、暴力与威胁为手段，将统治者的私欲与权力置于民众利益之上，企图纯粹以力量压制一切。表面看似强大，实则民心尽失，终将导致国家衰亡。
以此视角审视当今国际秩序：曾长期居于“王道”领导地位的美国，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正堕为“掠夺性霸权”，沦为昏庸与强权的代表。从将关税武器化，到在委内瑞拉与格陵兰问题上的行为可见，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正在架空国际法与规范。此外，美国已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与条约，并试图创设取代联合国的任意性机构“和平委员会”，同时拖欠高达31亿美元会费，威胁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存续。再加上与北约等盟友的战略信任已跌至谷底，其领导地位岌岌可危。
反观中国，近来似乎逐渐摆脱了过去“战狼外交”与边境争端中的强权姿态，转而通过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与治理倡议，倡导多边主义，推动构建“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试图从美国过去中寻找未来王道之路的中国，一个似乎正向中国过去退回的美国——这无疑是历史的一种讽刺性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