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光复八十周年、韩日邦交正常化六十周年
韩日经济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殖民统治时期，日本企业积极招募韩国人赴日工作，因为可以强迫他们接受低工资和严苛劳动条件。从1920年起，为了“谋生”，乘船从釜山前往下关（1905年开通）或从济州前往大阪（1923年开通）的人数大幅增加。在日韩国人数从1920年的3万增至1930年的30万，1938年更达到80万。
1939年至1945年间，有66.7万韩国人被强征赴日。其中59%、即39.4万人被分配到煤矿和金属矿山的地下，过着近似奴隶的生活。包括这些人在内，到1945年5月，在日韩国人总数激增至210万。光复后，大批韩国人乘坐渔船等小型船只，冒着风浪横渡朝鲜海峡回国。7个月内（至翌年3月），已有94万人回到故乡，到1950年，累计回国人数达104万。
战争期间，日本有300万人丧生，经济损失相当于1946年国内生产总值。物价年年飞涨，“国家赤字、企业赤字、家庭赤字”的三重赤字危机持续，日本社会普遍认为复兴可能需要数十年。
然而，1950年6月爆发的韩国（朝鲜）战争却带来了“特需”景气。美国从日本采购战略物资，日本趁机清空了经济萧条时期积压的库存，出口额连月刷新纪录。到1952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恢复至战前水平。
美国在1945年占领日本时，原本试图通过“削弱日本”来实现东北亚和平。但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掌控局势的可能性日益上升，从1947年起，美国对日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开始重建日本，意图让其在未来遏制极权主义战争威胁中发挥关键作用。
战后处理完成后，日本财界主张建立“由保守派联合执政的稳定政权”。希望日本亲美保守势力长期执政的美国，也通过中央情报局（CIA）予以援助。1955年11月，保守联合政党“自由民主党”成立。大藏省（相当于财政部）、通商产业省及同年7月新设的经济企划厅等政府机构如战时体制般有序协调企业与银行运作。美国商务部称之为“日本资本主义”。
在政府主导下，日本经济从1955年到1972年实现了年均9.3%的高速增长。1968年，日本超越当时的西德，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凭借逾亿人口构成的庞大内需市场，在“规模经济”支撑下，以汽车和家电为代表的制造业成为高增长的牵引力。1973年至1990年间，日本经济仍保持年均4.3%的增长率。
1952年1月18日，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宣布划设“和平线”（即关于邻近海域主权的宣言）。该举措是为了应对即将废除的“麦克阿瑟线”——当时日本渔船的出海界限，同时保护独岛近海渔业资源。在1965年韩日渔业协定签署之前，韩国共扣押侵犯和平线的日本渔船328艘，拘留渔民3929人，其中有44名日本渔民在过程中死亡。作为对抗手段，日本禁止向韩国出口渔业设备。这场围绕海洋主权与资源的对峙，一度成为当时韩日关系的象征。
1961年，朴正熙通过“5·16军事政变”上台，彼时恢复经济被视为当务之急。韩国亟需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后，韩国获得了日本提供的3亿美元无偿援助、2亿美元有偿贷款，以及超过3亿美元的商业贷款。当时，日本人均GDP为994美元，韩国仅为109美元，日本几乎是韩国的10倍。
韩国政府将日本的援助资金用于兴建浦项制铁（现POSCO）、昭阳江大坝以及京釜高速公路，并大规模进口资本设备。对日本而言，这成为重返韩国市场的跳板；对韩国而言，则是引进日本技术的契机。在此基础上，韩国的国际信用评级也得以提升。
浦项制铁的设立具有高度象征意义。钢铁产业作为基础产业，为汽车、造船、机械、建筑等大多数制造业提供原材料。日本战败后将全部资源优先投入钢铁和煤炭生产，正是基于这一考量。浦项制铁第一高炉的设计与施工由在日韩国人、东京大学首位研究教授金铁佑博士主导。新日本制铁（现日本制铁）与日本钢管（现JFE控股公司）也参与了建设项目。浦项制铁通过紧追日本、快速扩张钢铁生产，最终在1990年代后期，其粗钢产量超过了新日本制铁。
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战略下，韩国将资金有选择地集中分配给重点企业，大举扩充生产设备，通过扩大出口实现了快速增长。当时，廉价劳动力是主要竞争优势。1973年1月，韩国宣布推进“重化学工业化”，将钢铁、造船、机械、化工、有色金属和电子六大产业列为战略发展重点。
1963年至1979年，韩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0.3%。此后，在1980年至1997年间也维持了年均8.8%的高增长。越战派兵带来的“特需”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1986年至1989年间，由于日元升值，韩国享受到“低美元汇率、低国际利率、低油价”的“三低”环境，迎来了被称为“自檀君以来最强繁荣”的黄金期。
纵观韩日两国高速增长期的贸易结构，韩国始终处于逆差状态。1969年至1973年间，韩国对日年均贸易逆差为6亿美元。到1974年，伴随重化学工业化的推进，逆差规模翻倍，并此后持续扩大，至2010年已达361亿美元。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对商品贸易收支进行详细分析指出，韩国出口企业有意识地选择电视机（TV）、录像机（VTR）、半导体、液晶显示器（LCD）面板等日本主力出口品类的技术进行大规模投资，并采用从日本进口关键资本货物和生产资料的战略。这成为其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一种方式。
日本经济在1985年签署由美国主导的《广场协议》、被要求日元升值后迎来重要转折。虽然在1990年前仍处于空前繁荣阶段，但次年泡沫破裂后迅速陷入长期低迷。日本花费多年处理金融不良资产，此后又深受老龄化与人口减少之苦。2012年底上台的第二届安倍晋三内阁通过无限量宽松政策引导日元贬值，出口企业由此恢复活力，股市也在2021年底突破30年前创下的历史高点。然而，在日元贬值导致高通胀的背景下，劳动者实际工资持续下滑，日本始终未能摆脱内需不振的困境。
韩国经济虽在1997至1998年经历外汇危机，但借助中国制造业崛起带来的“特需”，得以延续出口导向型增长。直至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年均增长率仍保持在5%左右。然而，随着中国逐步成为对韩具有威胁性的强劲竞争者，韩国制造业也开始陷入困境。加之老龄化负担加重，潜在增长率明显下滑。尽管如此，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24年仍达到了3.6024万美元，历史性地首次超越日本（3.2476万美元）。当然，就经济总量而言，日本仍是韩国的两倍以上。
2019年7月1日，日本政府宣布对韩国实施半导体材料等关键零部件的出口管制，作为对韩国大法院判决日本企业应向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的反制措施。尽管这一限制并未给韩国带来实质性损失，却在心理层面引发巨大冲击。韩国开发研究院统计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一度飙升至历史最高值。
韩日贸易在2008年至2013年达到顶峰，之后呈现出持续下滑趋势。韩国对日贸易逆差也在2024年缩减至180亿美元，较2010年减半。日本作为引领者、韩国作为追赶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型贸易关系”也随之明显减弱。
郑南求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