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部为防止新冠疫情扩散而发布特别旅行警报的情况下，外交部长官康京和的丈夫、延世大学名誉教授李一昺坚持前往美国购买游艇，事情传出后引发争议。在本属基本权利的集会和出行自由也因防疫而受限的情况下，李一昺的发言为鼎沸的舆论火上浇油，他说：“我过我自己的生活，难道要因为别人而退让吗？”
虽然康京和长官已迅速道歉，但甚至执政党内部也有很多人认为“李一昺的行为不合适”。 部门长官要求全民不要旅行，而她的家人为了一己的爱好而去了“新冠危险国”美国，这的确值得批评。况且，康京和长官一有机会就积极宣传基于市民自发参与的“韩式防疫”的优越性。
然而，这一争议只有一味的指责，而要结束争议确有不少细节不能就此放过。李一昺说：“我过我自己的生活，难道要因为别人的想法而退让吗？”这话固然与这个社会的平均心理相去甚远，但让我们想想，对高级公职人员的家人要求的社会责任到底在哪里。共同民主党首席发言人崔仁昊5日在电台节目中表示：“既是长官的配偶，又是大学名誉教授，可以说是公众人物，应该具有公众人物意识，违反旅行限制是在令人遗憾。”而正义党政策委员会主席朴元锡表示，在亲朋结婚等重要事情上也克制出国的情况下，国民对李一昺的行为必然会提出批评，但他同时又认为李一昺只是公众人物的配偶，不能以要求公众人物标准去要求他的言行。
一直以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管束乃至强制家人的举止被认为是高级公职人员应尽的义务。虽然去旅行的不是康京和长官，但人们会责问她“为什么没能劝阻丈夫”，并想让康京和长官承担责任，这种氛围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象征的儒家公职伦理的遗产。康京和长官是女性，而过去这种家庭管束经常被用于政治家的“内人”。
李一昺说“新冠疫情也不是在一两天内就会消失，不能每天呆在家里，要过一定程度的正常生活”，此言发人深思。民主党议员金南局批评李一昺是“个人的越轨行为”，但前国民力量党最高委员李俊锡反驳说：“我们到考虑防疫标准的时候了。给普通国民设定了过于严格的标准，出现争议只是因为做出了与此相反的行为，现在需要的是调整那个标准本身。假如他去美国后隔离，或回到韩国后严格遵守隔离期，那么从防疫的角度来看，这这个大问题吗？”
在越拖越久的新冠疫情中，最近每一个人都在一点点地退让、节制，安全地守护着这个共同体。如今，每一个人都在逐渐疲惫，或许我们应该思考“防疫的可持续性”， 讨论一下可容忍的“自由的牺牲”和“退让”到底应做到什么程度，从而达成社会共识怎么样？
李智惠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