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观看了电影《南汉山城》。关于电影与现实的呼应，不同观众的想法也不尽相同。不过，对于笔者来说，影片中臣子们一致要求朝鲜仁祖杀了崔明吉的镜头令人印象异常深刻。于是，笔者重新阅读了这部小说。
“明吉本来就与通敌团伙存在暗中往来，现在又通过’咬耳朵’迷惑陛下，利用敌人的话威胁陛下。敢问明吉究竟是哪国的臣子？陛下只有杀了明吉，将其脑袋送到敌人那里，然后亲自登上城墙，表现出强硬的抗争决心，城墙才能再次挺立起来”。这是大小臣子在宫院中一边叩头一边喊出的激昂话语，与现在保守势力针对文在寅总统统一外交安保特别助理文正仁做出的指责极为相似。“文特别助理本来就是从北主义者，现在又利用悄悄话迷惑总统，利用朝鲜的话威胁总统。总统只有拿下文特别助理，亲自出面表明不惜一战的强硬态度，才能阻止朝鲜”。正如当时臣子们要求杀了崔明吉的奏折堆积如山，现在保守报社要求拿下文特别助理（免职）的呼吁也比比皆是。
笔者不是为了无条件为文特别助理辩护。他的主张也并非100%正确。不过，看到不少人囿于固定的思维习惯，不断重复特定的主张，令人倍感遗憾。现在看来，在丙子胡乱时期，主张与清朝停战无疑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而在当时，被大义名分等儒家思想深深禁锢的朝鲜士大夫们却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摆脱迂腐的思维方式，拓宽认识的维度，这才是我们应该从《南汉山城》得到的启示，不是吗？
在韩美同盟的问题上就是如此。文特别助理表示“盟友的意义在于阻止战争，单方发起战争并非盟友的作用。尤其是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盟友的作用就是要强化战争遏制力。如果同盟的一方坚决反对战争，而另一方却单方挑起战争，这又算什么盟友”。这番话果真有错，以至于需要被人抨击“投朝鲜所好”（自由韩国党发言人）吗？
《南汉山城》的原著小说家金薰也曾在接受某电视节目采访时说“朝鲜和明朝的关系与现在韩美同盟关系类似，虽然我们依靠韩美同盟度过了一个时代，但韩美同盟不是我们民族永远的真理。如果不能做到与时俱进，最后可能也会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枷锁，令人担心。不过，我也只能担心，却不能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方案”。制定这种“应对方案”，便是政治领导人需要做的事情。而且，面对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如果思考方式受限，则很难制定出创新的解决方案。美国的军事行动可以在不给韩国造成任何伤害的情况下解决朝核问题？中国只要做出行动，朝核问题就可以自动得到解决？中国如此积极发挥影响力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向美国祈求战术核武器就能维护韩半岛的和平稳定？这些想法与丙子胡乱当时主张“与援兵一同发起起义，大义在我们一方，完全可以将胡虏驱逐出边境”的斗争檄文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战争中有赢家和输家，但和平时代却没有胜败。和平意味着让步，最终必然是“部分和平”。无核化的一切都只是过程，只有将核冻结设为“入口”，将彻底的无核化设为“出口”，才能找到现实可行的无核化解决方案。在朝核问题上，韩国应该在“美日方案”和“中俄方案”之间发挥协调人的作用，制定出一个折中方案。这也是文特别助理在多次演讲中反复强调的内容。不仅如此，亨利•基辛格、西格弗里德•赫克 (Siegfried Hecker) 、罗伯特•加卢奇 (Robert L. Gallucci)等美国外交专家及核专家也曾做过如此主张。一味否定这种主张，将韩美同盟的重要性挂在嘴边，永远不可能制定出切实的朝核解决方案。
崔明吉选择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后代子孙却被指为“令国家蒙羞者的后代”，背负了长久骂名。相反，金尚宪的后代却飞黄腾达，仅孙子辈就出了两个领议政，第七代子孙辈更是开启了安东金氏擅权政治的大门。以斥和派政治继承人身份自居的老论派坚守已经固化的身份制度和封建价值，从中享受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看到21世纪的斥和论者高呼为解决朝核问题不惜一战的现实，令人不禁怀疑，历史上的这种情形至今是否仍在持续。
金钟求 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