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仁 延世大学名誉教授
上周笔者应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邀请访问了德国。访问团由东盟国家两名、印度和巴基斯坦各一名，以及笔者在内五人组成，能够与德国政界领导人、外交安全领域高级官员、智库研究人员、新闻工作者等各种人士进行集中讨论，讨论主题是德国的对华战略。
我们所认识的德国是一个理性、系统、周密的国家，但本次讨论内容却很混乱。德国领导层人士对中国的认识多种多样，在处理方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6月15日德国政府首次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体现出这一点。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种身份，对中国友好的势力倾向于将中国视为伙伴，敌对势力倾向于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中间势力倾向于将中国视为竞争者。更有趣的是，在此次报告中没有包含对华战略的具体内容的情况下，决定日后另行采纳报告。这表明，德国在中国问题上也很难达成政治协议。
首先是经济政策。德国似乎与美国将中国从资本主义分工秩序中驱逐出去的脱钩(decoupling)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划清了界限。但与执政的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绿党党首兼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以人权问题为由，强烈提议对中国去风险(de-risking)，主张从风险较高的经济领域开始“去中国化”，基本上与“脱钩”没有太大区别。
相反，包括奥拉夫•朔尔茨在内的社民党谨慎派则提出多元化(diversation)作为替代方案。也就是说，在继续现有对华贸易和投资的同时，通过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度。其他联合政府伙伴自民党和德国商界代表主张，应基于政经分离原则，维持对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德国的出口比重仅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而且其中65%集中在欧洲市场，中国的比重不到10%，因此问题不大。这表明，在德国，在与中国问题相关的价值和国家利益外交之间也存在矛盾。
对于为牵制中国而扩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外延的问题，也众说纷纭。德国外交部、国防部官员和北大西洋同盟派议员提出意见称，应与美国步调一致，在军事上参与印度和太平洋战略。也就是说，在南海和海路安全、台湾海峡危机中，不能只采取旁观者的姿态。但构成社民党核心的实用主义者、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继承论者和和平主义者都对此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德国的能力和意志有限，不足以将力量投射到印太地区。
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们达成一致意见称，这是对领土、主权和国际法的严重蹂躏，是对欧洲安全和和平的重大威胁，堂堂正正地对抗是对乌克兰的全力支持。但是在对中国的作用上，他们的反应却不同。基民盟和绿党人士以中国提出的12项乌克兰和平方案中没有提及领土问题为由持怀疑态度，但部分社民党人士认为，单方面拒绝中国的仲裁案很有负担，因此有必要慎重处理。例如，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加入俄罗斯阵营的契机。
关于如何应对乌克兰局势、气候变化以及美中对抗格局引发的“时代转型”(Zeitenwende)课题，意见也各不相同。有强调北大西洋公约和人权的强硬派，也有提倡和平、“贸易促改变”(Wandel durch Handel)和多边主义的温和派，拥护欧洲主义的欧洲联邦派。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的格局下，德国领导人仍在耐心地试图达成政治协议。
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拉夫•朔尔茨慎重而务实的领导力更加突出。在对中国表达态度的同时，又以低调的姿态接受和折中各种政派的意见，这就是制定外交安全政策的智慧和经验，这才是成熟的民主主义的本来面目。对于正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同一个苦恼的韩国来说，其意义非常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