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4日的《韩民族日报》刊载了当时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尹贞玉撰写的文章《挺身队采访记》第一回。《挺身队采访记》是她赴北海道、冲绳、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实地考察并研究相关资料后撰写而成。同年11月，37个女性团体成立了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挺对协)，到1991年8月，已故金学顺奶奶勇敢地出面作证，至此，解放后遮遮掩掩几十年的日军“慰安妇”问题才在韩国社会付诸公议。
整整30年之后，以女权运动家李容洙奶奶的本月7日记者会为契机，持续发酵的所谓“尹美香与正义连争议”对该运动的前途提出了巨大的疑问。部分人简单地批评“该运动本应以受害者为中心却背道而驰”，而很多人指出，该运动30年的历史在妇女、历史、外交等各个层面上交织着民族主义、韩日关系等各种因素，不能像切萝卜那样一概而论。部分卸任外交官员认为，韩日之间的慰安妇问题本当由国家出面解决，之所以迁延日久，完全要归咎于挺对协，这种主张被指不仅过分且不符合事实。如果把李容洙奶奶的批评理解为不仅针对于尹美香和正义连，而且是“向大韩民国、全球公民、所有人发出的信号”(圣公会大学研究教授姜成贤)，那么，当前的争议将会通向“30年的斗争成果的继承”(李容洙奶奶声明)。李容洙奶奶25日的第二次记者会之后，记者听取了多位活动家和研究者的看法。
■判断与反省
亚洲和平与历史研究所所长李信哲（音）指出“问题的根源之一是日本没有承担责任，同时本应由国家来做的事情过度地交给民间”。他指出，“最重要的是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并给予补偿，而市民团体除此之外还要涵盖教育、制度化、历史记忆问题，当然会产生背离”；而国家作用的缺失，使矛盾本身可能以转移到民间的形式出现，看上去似乎是“劳动者与工会之间的矛盾”。建国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在胜（音）也表示：“虽然实际上废止了2015年的12•28慰安妇协议，但其后未能制定出像样的替代方案，从而形成了受害者和活动家被放任的局面，这一事件不是尹当选人辞职即可了事，政府外交班子从现在起也应该积极出面。”
“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全国行动”代表梁澄子（音）从20世纪90年代就在日本活动，她首先表示了惋惜，指出“受害者的伤痛远远超出一般人想象”，同时又提出反驳，认为“部分媒体指挺对协妨碍了慰安妇问题的解决，这种主张是不合理的，因为问题得不到解决，最难的是挺对协和正义连”。事实上，2000年成立国际慰安妇法庭后，挺对协一度计划解散，并多次深入讨论改名问题，只是因为团体名称业已作为一种象征而广为人知且“即将不复存在”，所以才未能付诸实施。已故金福童奶奶生前接受采访时也经常说，“没想到会做这么久。”
有人指出，解放45年后才有人出面作证，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拖了30年之久，主要归咎于政府与社会。世宗大学名誉教授李恩选指出：“市民团体和运动的宗旨在于正义与真相，但因为太多的课题和事情而逐渐失去周密和温暖，在太长的时间里把负担和课题压在一两个人的肩上。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开始僵化和官僚化，把奶奶们的存在和过去的经历抛之脑后了。李容洙奶奶今天的呼吁可以说是我们大家犯下的另一种样子的‘不正义’所致。”一位女性学教授指出：“国家不去抓这个问题，而是利用现有的非政府组织，从而形成日军慰安妇研究过于垄断化和资源集中于特定团体的情况，这也是出现问题的背景。”事实上，提交到国会的法案中也涉及成立国家层面的慰安妇研究所问题，但由于未来统合党的反对而未能进入讨论。
在慰安妇问题上，受害者奶奶们和挺对协已经超越韩日外交问题层面，使战时性暴力问题作为人权问题为全世界所铭记。但她们的主张在国内常常被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过度解释和利用。乔治敦大学教授赵敏儿（音）在网络杂志《第三时代》撰稿称：“由于这一运动在韩国社会有着独特地位，受害者/生存者的讲述超越个人层面而结合了受害者民族主义，言谈中不允许存在灰色地带。可是，如果挺对协不突出渲染受害者民族主义，运动有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吗？”也有人提出略具批判性的观点。西江大学CGSI所长林志弦说，“该运动推动了把战时性暴力问题定性为违反人性的犯罪，这一贡献非常重要”，但同时又就世界范围内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少女像运动等方式指出，“韩国社会对过去的悲剧保持记忆的习惯，历史学家们没有进行过充分的争论，无所积淀，仅仅是形成了过分的亲日-反日对峙框架。”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女性学博士表示：“难以否认，有人认为该运动缺乏以女性角度为出发点，而变成了民族主义方式，把老奶奶们固化为受害者。”
■忧虑与前景
专家和活动家最担心的是，最近发生的情况会导致“历史修正主义论者”或右派抹掉慰安妇的结果。东亚大学韩国文学系教授权明雅（音）批评说：“2015年的12•28慰安妇协议以来，历史修正主义者们把矛头集中于阻碍韩日和解的从北左派民族主义团体‘挺对协’对受害者的声音横加阻挡。这次事件也是这种话语重组的延续。而部分进步团体将其视为“曹国事件”的延伸而拥护它，而事件的真正重要之处却正在消失。”圣公会大学教授姜成贤（音）指出：“有人说真相攻防框架让老奶奶和活动家对立，或认为奶奶在讲和平而正义连却突出其反日层面，这种认识是不了解过去30年的历史，不理解这一事件的本质。”他表示，村山谈话后，慰安妇问题在日本进入了教科书，日本社会对此“强烈抵制”，最近韩国的情况也有可能在向类似的方向发展。实际上就在当天，李承晚学堂校长李榮薰等就在首尔某酒店举行了一个“厘清挺对协所引导慰安妇运动的实质”的讨论会和记者会，称韩国社会在慰安妇问题上“产生了错误的学术和幻想的形象。”
李容洙奶奶指出的韩日青年交流、教育等问题，即使存在不足，也是挺对协等早在90年代就已经提出并一直坚持不懈地实践着的，正义连和“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全国行动”还每年都以“希望种子基金”名义组织实施日本学生来韩学习的项目。可老奶奶再度诉说痛苦的记忆并以眼泪发出呼吁，这让我们反思：我们这个社会，虽然有过30年的成就，但像要求日本“负起法律责任并进行官方道歉”那样，对每位受害者的个人痛苦，在为她们恢复名誉问题上有过深刻思考吗？
李容洙奶奶第二次记者会第二天，26日凌晨，又有一位住在京畿道广州市“分享之家”的受害者去世。按照受害者和遗属的意愿，整个治丧过程一概不公开进行。目前在政府登记的日军“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已经减少到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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