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炼铁 韩国前统一部长官 仁济大学教授
通过韩美首脑会谈，为朝美谈判创造了契机。然而，借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之机，朝中俄三国或将举行首脑会谈。尽管中俄在对“国际规范”的认识上存在温差，导致朝中、朝俄关系仍有差异，但为对冲韩美日合作，朝中俄或将加强合作。在韩半岛的地缘政治中，阵营对立不利且应避免。连接阵营的桥梁，是重启朝美关系。鉴于半岛秩序的结构性特点，只有美国有所动作，韩朝关系的空间才会打开。接下来，朝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当前最先要跨过的，是俄乌战争的终结。朝鲜处于战争态势，在将重心押注朝俄关系的同时，关闭了“南向之门”。其在俄乌战场上积累的“实战”经验，随时可能滑向军事冒险主义。唯有俄乌战争结束，朝鲜才会把国家战略基调从军事转向外交。
若俄乌战争能在庆州APEC峰会前结束固然理想，但看上去并不容易。不过，渴望扮演“和平缔造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若俄乌和谈久拖不进，也很可能把注意力转向朝鲜。此前，特朗普在刚果—卢旺达冲突、泰柬冲突、以色列—伊朗冲突以及俄乌战争之间来回扮演“解题人”的角色。
当然，冲突的解决不会像窃贼般骤然而至。从战争向和平转换，需要让伤口愈合的时间。解决冲突也是从不信任转化为信任的过程，其速度注定缓慢，时而还会后退。领袖的决断有时能让“不可能的谈判”变为可能，但和平能否持续，取决于信任的构筑。至于协调议题与对协议履行的管理，则是“工作层谈判”的职责所在。
成功的谈判需要自上而下的“首脑会谈”和自下而上的“工作层会谈”的互补。而“特朗普式外交”的短板在于工作层谈判起不到作用。在筹备韩美首脑会谈过程中感受到的“工作层与首脑层的温差”，在后续执行环节还会再现。朝美关系亦然。过去的朝美关系，常如夏日海滩上的沙堡：好不容易堆起一点，就被不信任的浪潮瞬间冲垮。2019年河内会谈无果而终，其中一个原因，正是缺位的工作层谈判。
与第一任期时相比，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的个人角色更为突出。不排除特朗普与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庆州或板门店再度会面的可能性。这本身就有“缓解紧张”的效应。然而，仅凭一次首脑会谈，很难拿出三十年来始终无解的朝核谈判“终极方案”。因此，首脑会谈前后必须配套工作层谈判。
这也正是李在明将韩国的定位称为“配速员”的缘由所在。韩国的作用，是填补朝美关系中的“工作层谈判空白”。当然，正如2019年河内会谈所见，朝鲜与美国都不会把工作层谈判的主导权交给韩国。斡旋的作用，止于把双方“请进会场”；一旦谈判启动，斡旋者自然要退到幕后。考虑到朝方对韩国的长期不信任，通过韩朝关系去连接朝美关系，同样困难。
相反，在僵局中，朝鲜往往会加大对韩批评以施压美国。由此，韩国国内对朝舆论转趋负面，对朝政策的支持基础被削弱。再叠加以“冷战式反共主义”为底色的在野党存在，社会层面的共识基础易受冲击。为稳住对朝政策的“支持基础”，政府既要维护民主阵营的团结，也需谨慎拿捏，避免让对朝政策本身成为社会撕裂的引线。
那么，“配速员”应当做什么？在韩朝美三角关系中，韩朝关系既不能跑得过快，也不能拖得过慢；韩美日与朝中俄之间的阵营对立也应“降速”。这正凸显韩中关系的重要性。围绕朝核问题，韩中之间存在共识。需要结合变动中的局势，通过“韩美对话”与“韩中对话”提出新的谈判构想。韩国的外交存在感，系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作些什么”。在“冻结—削减—无核化”三阶段路径上，韩国应拿出营造“冻结”环境的具体可行方案。
曾经，弥补不稳定的朝美关系的“桥梁”是在制裁前的韩朝经济合作；而当下，更应转向军事领域的信任建设。把重心放在边境地区的“和平经济”，对做不到的事要慎言承诺。公众需要以耐心对待政府面临的新秩序之复杂性，政府则要主动作为，为“时机”创造条件。实用外交的生命力，正在于其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