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伦亨 评论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意图是通过与韩国的政治矛盾，走向修宪和重新执政。这是经济和政治侵略，但不能只强调一方。与日本目前的矛盾与过去的历史有关，也与未来的政治有关。”
虽然不知道韩国共同民主党最高委员金民锡本人现在是否还记得自己发表的这番凄惨的言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已经留在了笔者的脑海中。韩国大法院2018年10月判决日本应向强征劳工受害者做出赔偿，日本以将韩国踢出“白名单”等措施进行报复。
韩日矛盾达到顶点的2019年8月8日，在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主办的第64届统一战略论坛“韩日关系，该如何解决？”上，金民锡如实地表达了对日本的不信任，并表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政权的命运”，“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命运，能否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政权的命运。如果安倍政权中有人说‘不能不撤换文在寅政权’，那么这个问题最终只会以安倍政权下台而告终。”
当时，笔者因金民锡这一发言受到巨大冲击，在2021年出版的书《新冷战韩日战》中，曾批评金民锡基于“阴谋论误解”提出错误主张。但随着5年的岁月过去，到了必须关注尹锡悦政府不断做出“刁蛮行为”的现在，笔者觉得再也没有人能如此准确地分析出韩日矛盾的痛苦“本质”。
当时的战斗是赌上韩日两国过去(历史)和未来，即“一切”的存在论战斗。遗憾的是，被击败的不是安倍，而是文在寅政府，结果韩国政府忘记了历史(对强征劳工受害者索赔案的单方面让步方案、佐渡矿山外交惨案)，自己否定了大韩民国的国家认同感(建国节、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国籍争议)，成为美日同盟的子伙伴，陷入了军事合作(戴维阵营宣言)。
进一步放宽视野来看，冷战即将结束的20世纪80年代末，韩日面前有两条路。
第一个是“金大中之路”。这是为了建立韩日真正的友谊，日本对过去的过失“痛切的反省和发自内心的谢罪”(1998年韩日伙伴关系宣言)不会觉得是羞愧的道路，也是为了解决冷战的“痛苦遗产”——朝鲜问题，即使是感到不自在的对象也积极谋求对话的勇气之路。根据这一精神，金大中和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分别于2000年6月和2002年9月与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举行了首脑会谈。此时和平看似很快就要到手了。
阻碍这一趋势的是“安倍之路”。安倍一直要求金正日就“日本人被绑架问题”道歉，斩断了朝日邦交正常化的萌芽。2012年底重新执政后，安倍发表谈话(2015)，表示不能让与战争无关的一代“继续承受谢罪的宿命”，并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和“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即用力量遏制中国崛起，包围朝鲜。
事关韩日命运的关键是2019年2月末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朝美首脑会谈。安倍说服了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切断了旨在改善韩朝关系，促进朝美对话，可以打破东亚冷战格局的“韩半岛和平进程”。接着，当年7月以文在寅政府为对象展开报复，把韩国从“白名单”中剔除。
这场失败导致金大中路线破产，笔者此后一天再也没有发自内心感到快乐。后来登场的尹锡悦政府正在积极将安倍梦寐以求的秩序移植到韩国。
现在重要的不是韩国国民，而是“日本的心意”(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韩国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成了盲从美日战略观，手持步枪冲进“新冷战”的最前线。这可以称之为被洗脑的“殖民地人的心态”，很难想起比这更好地描述尹锡悦政府的说法。“我们所知道的大韩民国，去了哪里？”“寸步难行。”(译者注：最后一句话引用自1944年入狱的韩国独立运动家李陆史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