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洪植 仁荷大学社会福祉系教授 SocialKorea运营委员长
普通人的生计问题在院内多数党共同民主党的党首竞选中成为话题，这是“真的”值得欢迎的事情。参加民主党党首竞选的李在明在参选宣言中表示，“现在的政治应该做什么？”“没有比生计问题更重要的了”。他断言，“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生计主义’应该是唯一的意识形态，增长的恢复和持续增长就是民生，也是‘生计主义’的核心”。这段话怎么听都是有道理的，民生显然是政治人物首先要解决的课题。但是不能把“生计主义”看作是单纯的民生问题。
2023年韩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3.6194万美元，领先于日本。虽然可能存在争议，但从统计厅公布的各种指标来看，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10年里持续改善。以中位收入50%为准测定的相对贫困率也从2011年的18.6%降至2022年的14.9%。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可支配收入标准基尼系数也从2013年的0.372降至2022年的0.324，主观生活满意度指标也大部分得到了改善。
统计厅公布的社会、经济指标明显好转，但仍有多数人生活困难。更何况，到处反复出现韩国社会不可持续的征兆。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降至0.7，而且预计很快将进入0.6，在学术上无法解释。另外自杀率仍然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最高的。一些人认为这是韩国人过于悲观而出现的现象，但从韩国行政研究院的“社会统合实态调查”来看，以过去10年的调查时间为准，当被问及“昨天有多幸福”时，“积极情绪”的比率有所上升，而对“昨天有多担心、感到忧郁”的“消极情绪”的比率有所减少。
那究竟问题出在哪儿呢？是低增长率吗？如果提高增长率，收入进一步提高，韩国人面临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会得到缓解吗？《25万韩元支援法》可能会在长时间的干旱中成为及时雨。但接下来呢？从20世纪90年代至2020年代的历史角度来看韩国社会。前面提到的大部分社会和经济危机都是在韩国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发生的，基尼系数倾向性地提高，总和生育率急剧下滑，自杀率急剧上升，财富和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学历世袭，都是韩国进入高收入国家队列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
朴正熙和全斗焕权威主义政权以生计问题为名义践踏了民主主义和人权。民主化后的40多年来，国家把国民推向了激烈的竞争，认为只有在全球竞争中获胜，韩国才能维持生计。虽然“生计主义”很重要，但这也是为什么“生计主义”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更高的增长率的理由。
正如李在明在参选宣言中所说，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只有抛出正确的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民生问题，才能拿出必要的民生对策。为什么将韩国社会带入高收入国家的惊人增长加剧了以超低生育率、高自杀率和财富世袭为代表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对此需要好好提出问题。如果不是相信“即使增加不好的工作岗位，只要增加工作岗位就好”，那么就应该问过去40年的韩国是如何进行经济增长的。
为什么大企业开始成长为跨国企业，而90%的国民所工作的中小企业却越来越失去竞争力。为什么韩国的大企业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相比，减少了对熟练工人的雇佣，使用了近3倍的自动化机器。在全球化基调重组的情况下，韩国能否继续依赖海外需求实现增长？李在明所说的为了“生计主义”的增长是为了谁的增长，在现在的争论中看不到这些问题。如果民主党对“生计主义”是真心的，就应该拿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