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熙 行政学博士
去年年底，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题为“韩国正在消亡吗”的专栏文章中警告，“韩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以2023年为准为0.72)将超过欧洲14世纪黑死病给欧洲带来的人口减少”。正如标题本身的语感，这提醒了韩国社会面临的现实，即人口减少给韩国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冲击甚至较20世纪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黑死病给欧洲带来的人口减少灾难更严重。文中分析了韩国入学考试竞争激烈、男女对立、年轻群体沉迷于网络等韩国人口减少的原因，并以此作为他山之石的专栏作家的逻辑看起来很有说服力。
但人口减少是否必然决定这个国家的悲观未来，这一点值得怀疑。《收缩世界中的小城市》（Smaller Cities in a Shrinking World）的作者艾伦•马拉赫(Alan Mallach)预言称，“当今的世界将从增长的时代转变为缩减的时代”。即人口、经济、世界都将进一步缩减是新时代的潮流。当然，人口是衡量一个国家未来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但如今人口减少的时代背景较以往却不同。马拉赫表示，“最重要的是减少后的人口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技术创新等各种未来风险和机遇并生存下去”。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作者戴伦•艾塞默鲁、詹姆斯•罗宾森认为，黑死病导致的人口锐减是动摇欧洲政治、经济平衡的决定性分水岭，人口锐减或成为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增长和民主发展的转折点。14世纪的英国，由于黑死病，人口减少了一半。当时，随着作为被统治阶层和工人阶级的农奴们身价倍增，开始制定提高他们权利的制度。自此农奴获得了一定的独居自由和经济自由，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成为了1688年的第一次光荣革命，也是全球经济走向1780年工业革命的社会基础。结果就是，英国走上了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道路。但并非所有因黑死病而人口锐减的欧洲国家都走上了腾飞之路。东欧的庄园主为补充因人口减少而减少的农奴劳动力，加强了征用制度，走上了与西欧繁荣截然不同的道路。
那么，黑死病后，饱受人口锐减冲击的英国，却因祸得福在政治、经济上取得巨大进步的基础是什么呢？ 艾塞默鲁和罗宾森的回答是“包容性制度的力量”。以英国、法国、西班牙等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以人口锐减为契机，从只给少数特权阶层机会的社会，转变成了为每个人发挥才能提供动力和诱因的社会。另一方面，坚持现有特权阶层剥削多数制度的东欧却走上了边缘之路。也就是说，人口锐减后西欧国家将制度转向了确保政治、经济的公正和平等，这就造就了英国等西欧走向繁荣之路的时代潮流。
制度转折点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东亚也是如此。19世纪的日本、中国和韩国都是绝对的封建制度国家。20世纪初日本的飞跃是通过1868年明治维新迅速融入“工业化”这一世界历史潮流的结果。日本在革新封建制度、改革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培育了军事产业。相反，韩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近代化进程滞后，而中国则在1842年鸦片战争后失去了独立推进近代化的动力。
那么，21世纪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如何应对人口骤减的时代潮流呢？德国于2005年制定了移民法，实施开放的移民政策，移民没有职业限制。日本则在2016年制定了一部关于消除对外国人不正当歧视性言辞对策的法律《仇外言论消除法》，对仇外言论进行了限制。这为不歧视外国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
韩国也在2007年制定了《在韩外国人待遇基本法》、2008年制定了《多元文化家庭支援法》等，为构建包容性社会不断奠定制度基础。但在制度制定后，对于外国人和本国国民的待遇是否平等且合适，仍然存在着分歧。提出于2024年新设移民管理厅的《政府组织法》修正案，能否成为韩国社会包容性制度进展的决定性转折点很重要。韩国目前正处于人口锐减的时期，应该思考的是“韩国是否在进化”，而不是“韩国是否正在消失”。因为在一个走向收缩的时代，人口急剧减少可能会成为国家进化和发展的转折点。其核心在于如何克服经济两极分化，包容多元文化，并将两极分化的政治矛盾与民粹主义结合起来，纳入包容性制度。历史不是必然的。人口锐减的韩国未来也将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