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
韩国总统尹锡悦此前宣布“国家人口进入紧急状态”，决心将超低生育率对策作为任期结束之前的主要国家政策。虽然这是听起来非常悲壮的宣言，但这也不是第一次制定低生育率对策。卢武铉政府时期的2006年制定低生育率、高龄社会基本计划后韩国正式有了低生育率对策。从那时到2020年代初期，仅作为应对低生育率的预算支出就达280万亿韩元。当然，即便如此，与应对低生育率相关财政支出也相对较低。家庭支出(儿童津贴、育儿休假工资、保育服务支出等)规模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1.37%，但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高达2.12%。即便如此，从卢武铉政府时期开始，在保育和住房支持方面为新婚和育儿家庭构建了一定程度的福利网也是事实。
尽管如此，在低生育率对策开始的2006年，生育率为1.13，今年甚至可能直接降至0.68。通过此次公布的对策，世界最低的超低生育率能否不再下降？笔者认为，不可能。因为到目前为止的对策和尹锡悦发表的新对策都不是能够解决超低生育率根本原因的措施。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闲暇”。
繁衍是人类的根本需求吗？在那个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性和繁衍是首要的根本需求，但这反映的是马斯洛论文发表的1943年当时的“常识”和现实。1943年当时，连发达国家也无法运营全面的养老金制度，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老年得到抚养的唯一希望当时是“子女”，繁衍最终也是养老对策。但现在的现实与那时有天壤之别，在韩国这样养老金制度不健全的低福利发达国家，“赡养父母的子女”也逐渐成为过去的故事。也就是说，繁衍不再是养老对策。
那么，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繁衍是什么呢？最终，繁衍成为马斯洛设定的最高阶段需求即自我实现需求的一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也在成长，有成就感，自己成为更完整的大人。同时，孩子的存在虽然不是养老对策，但至少可以缓解一段时间的孤独。如果有孩子的话，可以缓解后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痛苦之一——孤独，即大家对彼此漠不关心。因此，孤独成为巨大社会问题的北欧国家生育率反而较高。实际上，丹麦的生育率达到1.72，瑞典也达到1.67。但是，无论繁衍在孤独对策和自我实现方面有多重要，都不再是现代人的首要根本需求。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繁衍是一种奢侈。能做就好，做不到就放弃，若要享受这种奢侈，个人就需要闲暇，而这个闲暇，对富国韩国来说可以说是不存在。虽然国家很富有，工资也属于世界高水平，但特别是居住乃至课外辅导等费用过重，最近生活物价也异常上涨。家庭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00.5%，居世界第4位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是欧元区的2倍以上，比美国(73.1%)高出很多。对于那些背负沉重债务生活的人来说，生养孩子的计划可能容易吗？
韩国型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在金钱上越来越不充裕，在时间上也没有闲暇时间。韩国上班族的日均工作时间为9小时47分，在发达国家中仍然是最长的，平均睡眠时间为6小时41分钟，比挪威上班族短了近一个小时。时间贫困和工作稳定性的贫困会夺走韩国人的闲暇时间。只有约10%和14%的韩国上班族分别在公共部门和大企业工作，那么剩下的76%的人在哪里工作呢？他们在中小、小型企业上班，面临着公司不知何时会陷入危机而倒闭或裁员的风险。
尹锡悦以悲壮的语气提出的超低生育率对策之一是，“将目前仅为6.8%(以2022年为准)的男性育儿休假使用率在任期内大幅提高至50%”。抱负固然好，但在经常面临危机的中小企业，冒着被社长嫌弃的危险，请育儿假是一件容易的事吗？尹锡悦在宣布国家进入人口紧急状态时还提到将男性的育儿假从原来的10天增加到20天，但这对于占全体就业人口37%的非正式员工来说，听起来真的可行吗？
也许生育所需的最重要的闲暇是心理上的稳定。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如果生育，事实上我们会将我们的大致社会地位与我们的基因一起传给子女。在2020年代的韩国，“鸦窝里出凤凰”已经成为无法想象的事，甚至下级白领家庭出生的孩子几乎不可能成为医生、律师等高级专门职业。所以说，只有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满意到一定程度，才能放心地开始生育。但对于多数韩国人来说，即使死也无法摆脱不稳定的工作岗位或小型、中小企业等二次劳动市场，这真的很容易吗？
在这个彻底个人主义的时代，生育是一个会完全改变人生轨道的个人决定，这个决定十分困难。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个人除了经济上的富余之外，还需要时间上的富余，以及稳定的工作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富余等。要想给韩国人这样的富余，韩国型资本主义模式需要根本性的变革。如果不朝着普遍福利国家、没有不安劳动的社会改变，尹锡悦所说的超低生育率对策将一定会以虎头蛇尾的方式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