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
虽然我们通常把“发达国家”一词用于欧美国家，但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里，东亚才是发达国家。独占造纸、金属活字、火药、火箭和纸币等发明就是其先进性的一面。但是东亚的先进性并不仅仅如此。
汉朝从公元前134年开始，新罗在788年就产生了以读书三品科形式选拔公务员的制度，但这一制度当时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实行过。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帝国拜占庭、阿拉伯哈里发国或萨珊王朝等地，公务员的录用主要看家庭身份和人脉，但东亚很早就引入了更为客观的选拔、考核标准。
与此相比，在欧洲考试制度出现的很晚。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于1219年在欧洲首次完善了学位取得考试制度，但并不是笔试，而是口头考试。欧洲大学直到15世纪才导入笔试，18世纪才普及。普鲁士于1748年首次引进公务员录用考试，当时参考的模式就是启蒙期的欧洲人仰慕的清朝科举制。
高丽在958年首次实施科举制后，在韩国土地上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时期几乎没有中断过。由于甲午改革，科举制被废除后，议政府的典故局、文官典故所等主管以新式科目为主的公务员考试的部门也逐渐成立。
日本为了拉拢朝鲜精英，允许朝鲜人（日据时期生活在韩半岛的居民）参加在日本国内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在日帝强占期间，385名朝鲜人通过了普通文官考试，134人通过了高等文官考试，他们大部分都在朝鲜总督府等部门担任官职，并且日后成为大韩民国公务员集团的骨干。日帝强占时期的文官考试制度成为了1949年制定的高等考试令的基本标准。可以说，韩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较浓的殖民地时期历史的延续性。
现在韩国是世界上罕见的“考试共和国”。满3岁的孩子们通过等级测试进入英语幼儿园，可以说全世界中只有韩国刚满3岁的孩子也要参加入学考试。韩国人的各种考试甚至会持续到初老的年龄。从公务员考试合格者的统计来看，偶尔能看到50多岁的合格者。也就是说，如果是韩国人，人生周期大部分都是在准备考试中度过的。
在其他国家很难看到的韩国大学教授身份被神化也与“考试共和国”的现实不无关系。因为大部分出题委员和编写考生必须看的参考书的人都是大学教授。韩国分为两类人，一类是运营和管理考试的极少数精英，另一类则是为了考试合格而拼命的大多数。 当然，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平等。
研究日本公职社会的查默斯•约翰逊（chammers johnson，1931~2010年）以“发展国家”的概念对通过考试被录用和晋升的日本经济官员在经济开发中起到指挥作用进行了说明。此后，很多研究者赞叹了中日韩和新加坡的能力主义官僚制和通过考试进行的招聘和晋升审查。该称赞的框架是，仅凭考试成绩进行选拔可以带来“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的效果，即在贫寒的环境中成长的白手起家型人才在官僚组织内，在既得权层中相对自主，他们会为了共同利益而不是私利而进行合理行动。
相对进步的学者们对“东亚能力主义官僚制”纷纷发出好评，而且表示有合理的地方。考试制度不管有什么副作用，与官职买卖、人脉聘用、根据政派利害关系的策略型“分享官职”等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先进的方法。韩国在野党领导人、童工出身的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1986年能够通过司法考试，这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到来之前的“考试共和国”的能力主义面貌。
但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公务员比起既得利益而更关心共同利益的说法只不过是徒劳的期待而已。新自由主义到来后更是如此。在通过各种考试终于成为高层公务员的人中，很难找到与既得利益无关的人。去年全韩法学院合格者中54.2%是SKY（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出身，SKY在校生的一半以上是年收入超过1亿韩元的家庭出身。再怎么有能力的童工也很难介入富裕家庭子女接受高价私教育，经过名牌大学升任高官的体系。而且不久前一位对财阀进行调查检察官被财阀大企业聘请成了律师，这表明，看似能力主义的考试制完全无法阻止国家组织的私有化。
“考试共和国”从未公正过，也不可能公正。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考试合格与否不仅看应试者的努力，而且受到家庭拥有的财力或文化资本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对表面上看是公正合理的人才选拔方法的盲目相信，大大强化了韩国社会新自由主义的理念霸权。因为，在所有人都在努力“考试合格”的社会中，包括非正规职在内的弱势群体的悲剧很容易被合理化为“不够努力” 。在“考试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中，非正规职只是没有通过正式员工公开招聘的无能力者，对他们的差别待遇通过公平、能力主义讨论正当化。当然，从社会正义的观点来看，非正规职的大量出现本身就是已经背弃公正的行为。
在从幼儿期到老年都要考试的地方，连在新自由主义者们利用的能力主义讨论中牺牲的弱者也未能摆脱这个讨论，表现出自我矛盾的样子。只有社会普遍认识到，以考试为本的韩国能力主义只不过是将歧视和剥削合理化，社会才能有真正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