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钟奎 评论员
乘坐地铁上下班时，经常能看到有学生穿着印有大学名字的“系服”，其中很多大学都是中学生们也熟知的“大学排名金字塔”中排名靠中上游的大学。也许是像笔者这样有两个孩子的爸爸多管闲事吧，每当看到他们所穿的那种系服时，偶尔会有这样的想法。地铁同一车厢里有没有那种“不出名”大学的在校生呢？当地铁上出现比自己学校靠前的学生时，他们会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呢？
很难将韩国大学的“系服”仅仅看成一种时尚，将其解释为反映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等级主义的“区别于他人”的文化，似乎更符合现实。在不管是什么都要排榜的社会当中，比起优越感，产生挫败感的人只能更多，因为金字塔的属性就是越往下越宽。
当然，并不是完全无法理解学生的“希望得到认可的欲求”，只有在激烈竞争中胜出的人才有资格穿那种“系服”，怎么可能没有想炫耀“我在这所大学上学”的想法呢？一想到为了得到这块“招牌”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辛苦，就会让人感到心疼。也许他们从小就是被迫竞争、内卷化社会体制的受害者。虽然最近有很多人指责年轻一代在能力主义和公正性上的强迫观念，但这也可能是在内卷社会中给自己画的一幅自画像吧。
在大学排名方面，高考具有压倒性的权威。高考季结束后，围绕当年高考录取结果，在高考相关网站上经常出现“我们学校的录取分数线高啊”、“哪所大学领先于哪所大学”等一系列“学校攀比战”，而“高考录取结果”的核心指标就是高考分数。“学历流氓”就专指那些专搞“大学排名游戏”的人，这个词已经出现有一段时间了。
高考之所以能够发挥“排名神功”是因为采用的相对评价方式。全国学生从第一到倒数第一都可以排出名次来，没有比这更好的标准了。在相对评价体制下，即使所有人都做出同样的努力，也会进行细致的排名。这套恶心的评价体系让所有人都处于无尽的竞争之中，最终除极少数之外将大多数人变成了失败者。
上月10日，距离今年高考还有一周的时候，出现了“高考相对评价违宪”的宪法诉愿。其主要内容是，高考和高校内审的相对评价引发“杀人式的残酷竞争”，侵犯了宪法保障的幸福追求权、健康权、教育权等。由教育运动团体“不用担心私教育的世界”主导的此次宪法诉愿中，有96名律师通过“违宪宣言”表明了支持意向。“（高考相对评价）是逼迫学生们在践踏他人的基础上获胜，为选出1%而实施的评价，其目的不仅不正当，而且具有自我破坏、非教育、反人道的性质”。对此次宪法诉愿有将近100位律师宣布支持，而这些律师都是在相对评价体制下突出重围的“胜利者”，因此这着实令人惊讶。
虽然保守阵营仍然呼吁需要更多的竞争，但韩国并不是因为竞争不足，而是因为过度竞争而产生了诸多弊病。光州科学技术院教授金熙三在2017年针对韩国、中国、日本、美国等4个国家的大学生实施了“认为自己国家的高中最接近什么形象”的调查，结果显示，81%的韩国大学生回答是“攸关生死的战场”，与中国（42%）、美国（40%）、日本（13.8%）相比，韩国这种回答的占比可谓是压倒性的。在这种高中里，培养对弱者的关怀、共鸣、团结等共同体心性几乎是不可能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乔纳森•格舒尼 (Jonathan Gershuny)在接受《东亚周刊》采访时，将韩国的高考竞争比喻成为“冷战时代无休止的军备竞赛”。
虽然韩国人认为相对评价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发达国家中，很难找出高考采用相对评价方式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只要具备一定的资格，就给予上大学的机会，这更接近于“国际标准”。但尽管如此，从未听说这些国家的国家竞争力不如韩国。
相对评价也只是作为选拔机制有用而已，与“通过学习成长”的教育本质相距甚远。有人一直强调，为了评价学生能力而不可避免的采用这种机制，但这是本末倒置，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当然，要想将高校内审改为绝对评价，存在必须要消除的绊脚石，那就是在“学校多样化”的美名下，层层等级化的现有的高中体制。如果在保留特殊目的高中和自律型私立高中的前提下，引进绝对评价的话，很明显只会强化这些学校的“高考特权”，从升入高中那一刻开始，必然会产生更加激化高考竞争的副作用。
在视竞争为宿命的韩国社会中，保守的宪法法院宣布相对评价违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在诉讼过程中，公开讨论相对评价作为刺激“你死我活”式的竞争所存在弊端，这本身就具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当人们处于对这种感到非常熟悉却无法认识到其问题本质的情况下，就不会去思考更好的对策。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阿尔菲•科恩在《反对竞争》一书中指出，竞争的本质就是一个人的成功，必会伴有其他人的失败，这种实现目标的方式是“相互排他性”的。今年高考结束后，又会有多少“失败者”遭受挫败感呢，不得而知。在上大学之前就决定退学复读的人也会有很多。对于在身边陪伴的父母而言，不是一般的苦差事。像这种让所有人变得如此不幸的体制，而人们却要像金科玉律一样去尊崇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