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贤 评论员
“当事国对另一方当事国的商品给予本国国民待遇。”这是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第二条明示的句子。除了规定该协定定义的第1条以外，这实际上相当于协定的第一个原则。协定将“本国国民待遇”解释为，指对同种、直接竞争性的商品(相关政府)给予不比最有利待遇更不利的待遇。也就是说，韩美两国都不应该对对方国家的商品给予差别待遇。但是，美国从16日开始实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中关于对电动汽车补贴的规定明显违反了该原则。因为该法案规定，仅对购买了在北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组装的电动汽车的消费者最多提供7500美元补贴。该条款从法案施行之日起立即适用，因此韩产电动汽车立即被排除在补贴对象之外。该条款也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即，对特定国家给予的优惠也应同样给予其他国家。
曾是自由贸易守护者的美国正在变成破坏国际通商规范的“秩序破坏者”。虽然美国主导制定了目前国际通商秩序，但如果这一秩序对国家利益没有了帮助，美国就会弃之不顾。这就是冷酷的国际政治现实。美国在本月9日生效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中,还增加了禁止接受美国政府补贴的全球芯片公司在中国新建和扩建尖端工厂的条款，此次将范围扩大到汽车产业。这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掌握了电动汽车、电池等未来汽车产业生态系统后，美国无法在现在的条件下获胜。问题是，韩国正直接受到这种美中对决的冲击。现代起亚汽车今年在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的份额升至第二位，但由于此次被排除在补贴对象之外，在价格竞争上陷入不利境地。由于半导体产业快速变化的特点，三星电子、SK海力士如果不及时新建、扩建中国工厂，竞争力必然会下降。
尹锡悦政府就任后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韩美同盟中。他还自豪地说，已经升级为“经济安全同盟”。但此次美国的决定表明，现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只是空壳而已。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同样令人担忧。尹锡悦在大选过程中承诺“追加部署萨德”，中国于本月初甚至提出“三不一限”，开始施压。朴槿惠政府时期草率决定部署萨德，文在寅政府好不容易缝合了由于这一决定而发生裂痕的韩中关系，但现在政府再次自找麻烦。萨德问题也基本上是美中之争的流弹。
最近，韩国处于“鲸鱼相争，虾米遭殃”的处境。处于海洋势力和大陆势力交汇的战略要地的韩半岛，在宿命上只能是强国的角逐场。一些人说，这与旧韩末期的情况相似。但是只有认识到当时和现在的情况不同，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最重要的是，当时韩国没有力量，但现在并非如此。包括在半导体在内的尖端产业上，韩国有着美中两国也不可忽视的杠杆。美国总统访问位于韩国的半导体工厂，要求技术合作，这是从未有过的场面。对于美国推进“chip4”，中国要求韩国发挥“仲裁者”作用的气氛也是罕见的场面。
1880年，清朝外交官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劝告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为阻止俄罗斯南下，应通过“与中国亲近、与日本建立联系、与美国联系”（亲中结日联美）谋求自强。意思是说，要在强国之间谋求均衡。其背后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多么像样的方法，如果没有自己的力量，也只能沦为强国的牺牲品。现在正是切实需要考虑到美中新冷战和韩国地位提高的“新朝鲜战略”的时候。 应该把三点作为核心。
第一，不能与任何强国疏远。如果用黄遵宪的方式来形容，那就是“联美华中统一”。应该与美国联手，亲近中国，与日本进行沟通。第二，作为开放型通商国家，应该追求经济和安全的分离，要求美中两国遵守通商规范。担心美中冲突时与中国断绝经济联系的国家并不只有韩国。世界60个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现实。包括苹果在内，在中国项目较多的美国企业、金融机构也不希望与中国断绝经济往来。应该与这些国家及美国企业联合，在美中对决中起到缓冲作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经济专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表示:“美中经济不应该脱钩，而应该将经济问题与敏感的安全问题脱钩。包括德国在内的美国核心同盟国都支持这一战略。”
第三，韩国应该作为构建东亚和平秩序的主导者站出来。就像冷战时期欧洲国家创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缓和冷战对决，实现共存一样，东亚版安全合作机构是可以成立的。如果发生台湾海峡危机等美中尖锐的矛盾，韩国也有可能卷入其中，因此要通过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防止事态发展到最坏的情况。
如果被动，有可能再次沦为强国的牺牲羊。应该摆脱弱小国家的自卑心理，主动站出来。但是按照尹锡悦政府的实力似乎难以做到。在内治都混乱的情况下，很难期待外交上有所作为。最终市民社会要一起站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