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庆（音）更多可能研究所代表
几天前，一位在日本活动的媒体人问道，新冠疫情爆发后，日本首相曾提出“自助-互助-共助-公助”的主张，且“公助”被排在了最后，韩国国民却在不断强调“公助”的作用，韩国政府似乎也接受了该主张。这种差异源于韩国社会的哪些特性？
该媒体人提到的首相是指在安倍政府期间担任内阁官房长官约8年，从2020年9月起担任首相一年多的前首相菅义伟。菅义伟在就职时表示，面对新冠疫情，希望日本社会成为个人“自助”优先、以社区为单位的“共助”及政府“公助”适当配合的社会。当时，立宪民主党等日本在野党对此批评称，这是“放弃政府的责任，将疫情防控工作完全推给个人的新自由主义主张。
在日本，“共助”一词被广泛用于市民社会的合作和联盟。但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进程正式开始，将重心放在减少福利负担上的这些人开始主张个人和家庭的“自助”。在1994年厚生劳动省出台的政策文件中，前文提到的“三助适当配合”一词正式出现。当时，“适当配合”还未分出优先级，但经过2001年上台的小泉政府和第一届安倍政府后，“自助”优先的主张成为了日本政府的政策基调。2010年日本自民党发布新纲领，明确提出“尊重自立、自助的个人，在完善该条件的同时，配合以‘互助和公助’的体系”，就此将“自助”优先原则正式化。这就是以上日本首相的政策基调。
韩国由政府财政解决新冠病毒检测费，日本则全部由个人承担，两者的表现确实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前的日本社会中，将免费检测作为政府防疫政策的基本内容的韩国，可能会让日本社会好奇不已。但韩国市民社会是否足够强大呢？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去年末公布的数据显示，35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政府债务比率为121.6%，而韩国的政府债务仅为51.3%，不及其一半水平。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史无前例的举债来减轻国民生计负担，而韩国正在走相反的路。因此，虽韩国政府债务状况良好，但国民生计负担却剧增。按日本首相菅义伟的话来说，这无异于一个“自助优先”的社会。
同时段面对新冠疫情的另一模式是欧洲模式。2021年11月起，欧盟议会正式启动了针对欧盟成员国“公正的最低工资标准”讨论。所谓“公正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指以2017年欧盟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欧盟议会共同通过的《欧洲社会权利行动支柱计划》（European Pillar of Social Rights）为依据，从问题意识出发，即需制定“让劳动者有尊严生活的最低工资水平”标准，而不是仅仅保障最低限度的生计。《计划》以“公平、运作良好的劳动力市场”为目标，将欧盟各国政府必须保障的公民社会权利整理为20项原则。2021年5月，欧盟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为应对气候危机、新冠疫情、人口减少和产业结构数字化引发的危机，强制通过并采取了“行动计划”。
欧盟应对大变革带来危机的方案，用一句话来定义就是“强化欧洲社会”。在迅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中，通过政府以制度和财政方式扩大公民权利，从而建立新的劳动力市场规范和符合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福利体系，也就是说，要为市民们建立靠自己就能把危机变成机会的强大社会基础设施。用日本的方式来表达的话，就是“公助”而非被排在次要位置的“共助”。也就是说，政府和政治要成为不断变化的市场搭建新社会桥梁的主体。
社会不会自己强大起来。当追求变化的市民和可以将其转变为制度、事业、财政的政治相协调，社会才能变得强大。韩国社会将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