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可谓粗暴。特朗普声称：“贸易逆差是恶，关税是消除逆差的最佳手段。”然而，其他国家仍羡慕即便存在贸易逆差但可以凭借压倒性实力维系霸权地位的美国。事实上，美国的贸易逆差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它如同地球围绕太阳运转，是世界经济秩序中自然形成的现象。问题在于，特朗普不仅未能理解这一点，反而意图打破这种秩序。
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适度的经济自给自足确实必要。过度依赖外部供应链可能威胁经济安全，但追求完全自立既非解决方案，也根本无法实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彻底自给，而如何界定“自立”的合理程度，本身就是一道难题。
政客们鼓吹“实现完全自给”这种不可能的目标，实属矛盾修辞。特朗普仿佛能够瞬间颠覆现有世界秩序，却忽视了任何秩序都建立在“有所获必有所失”的基本逻辑上。美国或许能通过关税获益，却可能因此失去更为珍贵的东西。一旦美国误以为霸权仅凭压制他国即可维持，其主导时代或将宣告终结。
■ 美国逆差的本质
让我们回到数据层面。在商品贸易方面，美国从他国购买的货物远超他国对美采购，这一差额即为贸易逆差。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几乎年年逆差，且有趣的是，在经济衰退期反而会缩小。这说明，美国的贸易逆差与国民消费密切相关，正是居民支出带来了持续性的逆差。（即便逆差持续，美国也能保持消费能力——这正是美国实力的根源，后文将详述。）
若贸易逆差源于出口萎缩，那确实值得警惕，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供应链自主能力的崩溃。但美国的出口实际上在不断增长。2024年，美国商品出口额突破2万亿美元，且几乎年年增加。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美国依然是出口大国。
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则长期保持顺差。在金融、旅游、教育、技术服务等领域，美国的出口远超进口。2023年，美国服务出口额达1.25万亿美元，实现约2780亿美元的顺差，2024年顺差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即使将商品与服务合并，美国整体上仍是逆差国家。但这不妨碍其作为全球主要出口国的地位，尤其在服务领域优势显著。这正是古典经济学中所说的“比较优势”——美国的强项不在商品制造，而在于软件、影视、音乐、电视节目等服务领域，全球对此始终买账。
■ 硬币的两面
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消费能力建立在美元霸权之上。若非美元为全球储备货币，持续性的贸易逆差早已成为灾难。事实上，许多国家渴望拥有如美国一样的地位：即使逆差累积，只要能掌控货币发行权，就不必为储备发愁。如果各国都能像美国一样印钞，他们也能享受类似的繁荣。特朗普忽略的，正是这一根本逻辑。无论是靠实力压制，还是全球默许，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美元发钞国”。美元是美国最具价值的“出口商品”，美国几乎可以通过印钞来换取其他国家用血汗换来的实物资源。
虽然大多数主权国家都发行本国货币，但货币之间的价值并不平等。这也是一种“经济自然法则”。就像苹果的价格因产地与供应者不同而差异巨大，货币亦然。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货币，被称为“全球储备货币”或“国际基准货币”。 自1944年以来，美元便居于这一地位。各国央行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国际贸易也主要通过美元结算。世界需要美元，美国必须提供美元，这不仅是其责任或义务，更是其构建的经济秩序之核心。
全球经济依赖美元的持续供应。美国“出口”美元越多，世界越充裕；美元需求越旺，其汇率便走强，从而压低进口品价格，却也削弱出口竞争力。而美元供应增加，本质上意味着美国贸易逆差扩大，这对美国产生一定压力，尤其当本国供应链面临风险时。但归根结底，贸易逆差正是储备货币国必须承担的对价。
如果特朗普如愿实现“供应链自立”并扭转为贸易顺差，那么全球将陷入美元荒，美元需求飙升、汇率急涨，反过来又打击美国出口能力。长期如此，世界势必寻找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一旦这趋势启动，美元的需求和价值都将急剧下滑。特朗普阵营不可能不懂这一点。为了阻止美元体系的瓦解，美国或许会诉诸军事实力维稳。但在全球美元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种努力注定难以持久。
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始终面临“特里芬困境”：美国进口商品，同时出口等值美元，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而主要出口国则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导致全球失衡不断扩大。美国对此可能心生不满，但无法否认一点：储备货币地位本质上是特权。美国必须持续向全球输出美元，即维持一定程度的逆差。若拒绝承担这一责任，就意味着自动放弃其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不是政治选择，而是数学规律。
对储备货币国家而言，贸易并非零和游戏；而对其他国家而言，维持贸易平衡至关重要。若无法保持适当顺差，将面临美元短缺、货币贬值，甚至爆发外汇危机。
■不能无视比较优势论的理由
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里卡多主张的“比较优势论”仍然有效。各国应专注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通过贸易互惠互利。当然，该理论存在缺陷，某些国家可能先天缺乏比较优势；即便有优势，也可能因政治外交能力不足或强国压制而无法发挥。但冷酷地说，这正是自然法则：适者生存无可避免。
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论”至今仍适用。国家应专注于自身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通过贸易实现互利互补。尽管该理论存在现实缺陷，例如有国家可能完全缺乏比较优势，或因政治外交能力不足而难以发挥优势，也可能因强权压制而被限制贸易自由。但从经济演化角度看，这些现象本身就是“自然选择”机制下的结果。
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说：“我们不能为了增加就业，让纽约回到1950年代的制衣时代。”服装在越南、孟加拉的生产效率远高于美国。将制衣业强行迁回美国，不但无法提升劳动者生活水平，反而是资源浪费。对孟加拉工人而言，这是社会跃升的机会；但对美国工人来说，若非被迫，几乎不会参与。
“市场会作出判断。美国在哪些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应由企业界自行判断，政府干预往往以失败告终。”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政府应完全退出。克鲁格曼认为，政府应对未来产业，尤其是先进技术领域予以适度补贴，同时采取有力手段制衡那些依赖国家补贴无序扩张的外国企业。尤其是在半导体等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美国有必要摆脱地缘政治风险。对美国而言，完全依赖台湾的半导体生产，是危险且愚蠢的战略。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却是全面性的。他坚信关税能“解放美国”，但人们很难理解，美国究竟遭受了哪些“剥削”。即使这种政策在短期内获得所谓“胜利”，其引发的后果也可能极其严重。因为单边胜利本就不可能。正如战争无论胜负，双方皆有伤痕。美国或许能在商品贸易中得到部分想要的东西，但也必须为服务贸易领域的萎缩付出代价。更重要的是，全球对美国的不信任将进一步加深，美元的未来恐将阴云密布。问题是：美国究竟在通往何方？
尹锡天 经济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