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朴锺熙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执政仅一年，世界便陷入动荡。继去年挑起关税战后，今年年初又相继发生试图逮捕并引渡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以及意图吞并格陵兰岛等事件，世界秩序呈现出向一个世纪前帝国主义时代倒退的迹象。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特朗普公然表露出要将西半球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的意图，更令人担忧世界将被重塑为由强国在其周边地区行使绝对影响力的所谓 “势力范围秩序”。这种情况在亚洲可能刺激中国加快统一台湾的步伐，对韩国而言，也绝非可以高枕无忧的局面。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朴锺熙似乎早已预见到这一趋势，于去年出版了从历史角度审视势力范围秩序的著作《力量与规则：看待国际秩序的两种视角》。上月 29 日，本报记者在首尔大学研究室采访了朴锺熙教授，请他就势力范围秩序的潜在危险进行解读。
朴锺熙于 2007 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获得博士学位，曾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自 2012 年起，在首尔大学讲授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经济安全、贝叶斯社会科学方法、选举舆论调查的元分析以及利用国际新闻进行大数据分析等。目前，他担任首尔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未来战略研究院经济安全集群研究负责人以及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政治数据中心主任。
—— 您去年出版了《力量与规则》一书，请问写作的契机和动因是什么？
“我开始构思这本书是在 2024 年初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当时，乔・拜登总统的民调支持率持续落后，我意识到如果选举结果真是如此，国际秩序将面临重大变局。特别是特朗普阵营在 2023 年发布的‘2025 计划’，宣称要对政府政策进行大规模改革，这意味着即将出现远超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变化。如果这些变化不仅限于美国国内，而且必然会波及国际秩序，那么我们就必须提前思考其走向并做好准备。因此，我将最令人担忧的变化方向视为向‘势力范围秩序’(Sphere of Influence) 的回归。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担忧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 您将国际秩序主要分为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和 “势力范围秩序” 两类，请问依据是什么？
“人们通常认为这两种秩序长期并存、势均力敌，但事实上，在国际政治史中，由力量主导的势力范围秩序才是常态。强国在其力量可及的范围内建立等级秩序，对外则行使排他性影响力，这更接近于一种自然状态。相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植根于 18 至 19 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并在 20 世纪由美国主导，是一种人为构建的、非常特殊的启蒙工程。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在力量逻辑主宰的‘野蛮时代’中，试图建立规则的宏大实验，并且已经持续了 70 多年。其核心在于如何维护和平。自由主义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开放（自由贸易）与集体安全。这正是战后自由主义秩序的两大基本原则。如今，这场实验正面临严峻挑战，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是继续前行还是倒退回粗糙的、自然状态的势力范围秩序的选择。”
—— 如果从宏观角度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您有何见解？
“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和‘西半球优先’战略，是对门罗主义的现代版诠释，且更具攻击性。19 世纪的门罗主义主要是一种防御姿态，旨在阻止欧洲列强干涉西半球事务。而特朗普的战略则是在西半球内推行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强权政治，在西半球之外则奉行彻底的交易主义。这意味着美国将不再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是选择成为‘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所谓‘离岸平衡手’，是指霸权国家不直接进行军事干预，而是通过在海外调控地区力量平衡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一战略思想源于 19 世纪英国的霸权实践，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是现代美国外交战略中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这种思路暗示，美国不会无条件地阻止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在其周边地区扩大影响力，而是在它们不威胁美国安全，并愿意向美国支付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对此予以容忍。这实质上是一种‘势力划分’，即‘西半球由美国说了算，其他地区若想建立势力范围，必须得到美国的许可’。”
—— 您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否在明确地推行势力范围政策？
“是的，至少在从格陵兰延伸至南美的西半球地区，这一趋势非常明显。特朗普政府曾提出购买格陵兰岛，并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表示关注，这些都是典型的‘商业帝国主义’思维。在他看来，将全球纳入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西半球是历史上唯一没有出现多个相互竞争的地区霸权的大陆，因此，他试图将西半球牢牢地掌控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而在东亚、东欧等其他地区，美国可能会撤回或减少安全投入。如果中国希望将台湾纳入其势力范围，或者俄罗斯试图控制乌克兰，美国很可能不会从道义层面进行干预，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交易，并提出‘你们愿意为此付出多少代价’的问题。”
—— 回归势力范围秩序是否会导致对弱小国家主权的侵犯和领土吞并更加频繁？原因何在？
“势力范围秩序的本质在于强国之间的勾结与交易。1944 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一张纸上划分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以及 1905 年美国和日本相互承认在菲律宾和朝鲜的支配权的‘桂太郎 - 塔夫脱密约’，都是历史的佐证。势力范围秩序的危险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强国力量是不断变化的。势力范围相对固定，但强国实力此消彼长，就像不合身的衣服一样，最终要么撕裂旧有秩序，要么觊觎他国领土。在核武器的威慑下，强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降低，最容易成为牺牲品的便是那些位于势力范围边界的弱小国家。第二，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边界往往模糊不清，这使得强国随时都能找到干预别国内政的借口。例如，希特勒当年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打着‘保护受迫害的日耳曼同胞’的旗号，这就是典型的‘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m)。在势力范围秩序下，以保护本国公民或同民族为名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更容易被披上‘合理化’的外衣。第三，也是最关键但长期被忽视的一点，势力范围内的弱小国家内部的革命和内战会被结构性地激化。势力范围秩序往往会催生服务于强国利益的傀儡政权，而这反过来又会强烈刺激旨在推翻外部势力、清除买办阶层、建立真正独立自主国家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或反体制运动。内部反抗力量越强大，强国就越有可能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由进行军事干预，最终极易演变为残酷的屠杀或惨烈的代理人战争。”
—— 您认为一战和二战前的国际秩序也是势力范围秩序，这是否是导致战争爆发的根源？
“的确如此。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认为，一战的根源在于欧洲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同盟关系和秘密外交，也就是势力范围秩序。为了打破这一局面，他提出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主张。二战期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始终反对丘吉尔和斯大林企图瓜分势力范围的企图，并设想建立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合作的集体安全体系。然而，在雅尔塔会议等现实因素的制约下，罗斯福最终不得不与列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现实妥协。罗斯福突然去世后，这种不完全的妥协最终演变为冷战时期的长期对峙。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当强国扩张势力范围的野心发生碰撞时，极易引发世界大战。这一点不容否认。”
—— 在亚洲，台湾问题备受关注。您如何看待中国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的可能性，以及韩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
“美国的态度是关键变量。但对韩国和日本而言，既存在‘被卷入冲突’的风险，也面临‘被美国抛弃’的隐忧。最令人担忧的情况是，美国将台湾的防卫责任‘外包’给韩国和日本。如果美国基于交易思维，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而中国大陆趁机武力攻台，那么与台湾共享民主价值观、且经济命脉依赖海上航运的韩国和日本，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在美国退居幕后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独自对抗中国大陆来保卫台湾，但又无法对可能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袖手旁观。因此，我们必须对美国可能采取的这种转嫁责任的策略，做好充分而现实的应对准备。”
—— 特朗普政府单方面破坏国际规则，导致国际秩序陷入混乱。您认为这种偏离正轨的现象是否已经不可逆转？
“局势确实非常严峻。一个国家要成为国际秩序的领导者，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更需要其他国家对其政治制度的信任，也就是所谓的‘国家内部的正当性’。如果特朗普政府持续破坏司法机构、联邦储备系统、军队和情报部门的独立性与中立性，那么美国政治体制的公信力将会彻底崩塌。关键在于 2026 年的中期选举。我设想了三种可能的情景：第一种，也是最极端的情况，美国政府以国内存在恐怖主义威胁或援引《反叛乱法》为借口，推迟甚至取消中期选举。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美国的民主制度将进入一个长期且难以恢复的黑暗时期。第二种，中期选举如期举行，但民主党未能赢得参议院或众议院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制衡的权力将加速侵蚀美国的民主根基。第三种，民主党重新控制众议院或参议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制衡机制。幸运的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三种情景的可能性相对较高。明尼苏达州民众所展现出的令人钦佩的公民精神，让美国选民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如果选民的制衡意识能够发挥作用，促使国会形成两党分治的局面，那么这或许能够为修复业已破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美国民主制度带来一线希望。”
——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期提出，中等强国应该联合起来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您认为在缺乏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建立起一套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这种努力当然值得尝试，但现实操作起来会非常困难。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质上是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下运作的，它不仅需要规则的约束，更需要有力量的支持，或者至少不能受到强大力量的阻挠。除非美国像 19 世纪的英国那样，采取一种不干涉主义的政策，否则它绝不会容忍将自己排除在外的新秩序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决策机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 IMF，任何重大决议都需要获得至少 85% 的投票支持才能通过。然而，美国单独掌握着大约 16.5% 的投票权，这意味着即使其他所有成员国都投赞成票，只要美国反对，任何议案都无法通过。这就是美国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相比之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 IMF 的投票权仅为 6% 左右。即便中国希望增加自己在 IMF 的投票权，以更好地反映其经济实力，美国也绝不会同意这种会削弱自身影响力的改革方案。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情况与 IMF 略有不同，但本质上是相似的。归根结底，只要没有得到美国的同意，任何建立新秩序或改革旧秩序的努力都将是不可能的。”
—— 在当前这个转型期的国际秩序下，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韩国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在这个关键时刻，自强不息和灵活应变是生存的关键。当前的国际局势就像一片波涛汹涌、风向不定的大海，如果贸然地急转弯，很容易导致船毁人亡。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宪法》所确立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原则，同时采取一种顺应时势、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与其盲目地选边站队，不如根据具体情况，最大限度地维护韩国的国家利益，并与那些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努力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从而尽可能地降低势力范围秩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朴贤 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