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三年零三个月里所见到的日本人中，能够聊得来的大概也就是80多岁的爷爷们了。这让笔者突然想起了在2014年6月与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举行的访谈。1935年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爱媛县的大江健三郎9岁时经历了日本战败。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日本学校里曾形成了“早日长大成人为日本天皇效忠”的军国主义教育。大江健三郎曾在战败的空虚感之下感到彷徨，而迎接他的是日本新宪法的出台。“当时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新出台的宪法里有‘关于个人权利的内容和今后日本不再发动战争的誓言’。所以我们都满怀希望地立志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
1927年出生的日本前广岛市长平冈敬在韩国首尔度过了幼年时期。平冈敬回忆起在景城初中（现首尔高中）上学的时光，说道“当时的教育中似乎有一种对朝鲜人的蔑视之感。学校常常教育我们说‘我们是日本人，所以不能让朝鲜人嘲笑’”。平冈敬是日本最初报道了韩国原子弹爆炸受害者问题之人，并在担任市长的1991年将“日本因为从前的殖民统治和战争而给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人们带来了沉重的痛苦与伤痛”写入了《广岛和平宣言》。出生于1918年并即将迎来100岁的“保守”日本总理中曾根康弘也曾在2015年8月表示，“日本应慎重对待与中韩两国的历史冲突，民族所遭受的创伤即便历经三代百年也依旧难以抚平”。曾亲身经历过那段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并一直因此而对韩国怀有歉意之心的日本爷爷奶奶们现已老去，且大部分也早已离世。
在时间的浪潮下有许多东西都已发生了改变。现在日本的主流人士均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20世纪60年代出生。有两个报告书反映了他们对韩半岛的看法。第一份报告书于安倍首相在发表“安倍谈话”之前召集专家举行“21世纪恳谈会”时问世。该报告书中有关日本对韩半岛的殖民统治只整理出了一句话：“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开始陷入困境”。寥寥数字中毫无对过去殖民统治的道歉与反省之心。与此相反，日本却在报告书中动用大量篇幅叙述了引领韩国卢武铉政权的“386世代”反日情绪，声称韩国虽然知道应该以“理性”的方式与日本构筑合作关系，但依旧从“感性”的角度出发并陷入了反日历史认识中。
第二份报告书是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去年12月发表的《美国新政权与日本》。该报告书强调为应对朝鲜问题，韩美日应当“不断合作”。报告书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日本政府需具备能够直接打击朝鲜的“反击能力”（敌方基地攻击能力）。他们究竟为何要如此着急呢？原因还在韩国。日本主流人士在内心深处一直认为韩国“不知何时便会背叛日本投靠中国”，从而对韩国有着很深的“战略不信任”。
为处理有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12•28协议，韩日两国均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在做好了接受大众批评的准备后，笔者得出了个人的结论：韩国会告知“安倍日本”，韩国“不可能”采取任何追加措施；恐怕日本也难以获得韩国等亚洲人的尊重。究竟要如何同这一高大魁梧并以自我为中心的邻居相处才好呢？
吉伦亨 驻东京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