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姬 韩国预防医学主任医生、劳动健康联盟运营委员长
笔者曾在2015年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保健医疗领域工作时间形态及其影响”的调研项目中负责韩国方面的现状调查。当时参与访谈的一位住院医生表示，“连续值班的第二天，判断力就下降了，因为极度疲劳，感觉听不懂别人说话，且行动变得缓慢”。患者团体代表也补充道，“重症患者、癌症患者或者罕见病患者，大多是由经验丰富的住院、实习医生来治疗。但医生们已经困的睁不开眼，难免会感到焦虑”。
2022年大韩住院医生协议会的调查结果显示，住院医生的平均工作时间为77.7小时，但工作时间超100小时的住院医生占25%。2016年，韩国《改善住院医生培训环境及提高地位法》(《住院医生法》)出台，规定住院医生的工作时长需限制在每周80小时以内，但现实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为什么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因为延长住院医生劳动时间有助于提高医院的诊疗收益。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可长时间消耗的劳动力，再加上“培训”、“教育”的名义，医院甚至可以将延长住院医生劳动时间一事合理化，这对医院来说是最好不过的。
自今年2月下旬起，韩国有1.19万名住院医生辞职，这对培训医院的打击很大。韩国50家培训医院的收入同比减少4238亿韩元(15.9%)。韩国“五大”医院受打击更大，门诊量大幅下降，普通病房住院率也降至以前50%至60%的水平，多家医院进入应急管理机制。有的地方医院则强制员工无薪休假，甚至有的医院鼓励医生返还工资提前退休。但不仅仅是医院的经营，患者得不到及时、恰当治疗的状况也十分令人担忧。仅有约1.2万名医生辞职，就引发了韩国全国性的医疗大乱，大型医院的经营受到重创，这是此前任何社会势力都未表现出的破坏力。
为什么韩国社会要被仅有的1.2万名住院医生所左右？首先是因为韩国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大型医院，其次是这些医院对住院医生的依赖度过高。在韩国“五大”医院的七千多名医生中，住院医生占比高达39%。首尔大学医院住院医生占比甚至高达46.2%。而在美国和日本，住院医生占比仅为10%左右。这是因为那些需要花费人力、金钱、时间去教育和培训的住院医生，被医院当作廉价劳动力的后果。
从2020年韩国卫生医务人员情况调查结果来看，住院和实习医生的年平均工资水平仅为主治医生的30%。因住院和实习医生还不具备完整的专家身份，而是学员身份。住院医生工作的时间也不是用“工作时长”来表示，而是用“培训时长”来表示。其他工作领域中与资格相关的培训时间大多规定的是最低标准，而住院医生的培训时长规定的是最大允许限度。只能说，这是回避工作时长限制的一种手段。
赋予住院医生们集体辞职勇气的，不是别人，正是韩国政府和医院。尽管培训医院的教授们宣称，若辞职的住院医生蒙受损失，他们绝不坐视不管，但(不管承认与否)这些教授们一直都在剥削链条中扮演着中层管理者的角色。作为问题当事方的医院，却把责任完全转嫁给其他卫生保健工作者，假扮成医政冲突的无辜受害者。虽首都圈的大学医院计划到2028年，在首都圈附近竞争性地设立分院，但却并未计划改变对住院医生依赖度过高的奇怪人力结构。从目前的种种状况来看，韩国政府对医疗体系的商业化、市场化置之不理负有重大责任。
虽为时已晚，但韩国社会已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也需要学习着去改变了。培养的住院医生人才是“成本”、是“投资”，而非医院的“收益来源”。培训医院要大幅扩招住院医生，让住院医生回到“培训生”的位置。拥有更高诊疗能力的上级综合医院，要停止一味与社区医院或地方医院争夺门诊量。韩国政府也应立足“社会性意义”，培养社会所需的专业人才，对住院医生的教育和培训事业进行投资，并进行公共管理。归根结底，韩国医疗大乱的解决之道在于加强医疗供给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公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