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
作为一个学习历史的人，最近德国和法国的政党支持率不禁令笔者大为震惊。成立于1863年的德国社民党历史悠久，1969年执政后推行东方政策，在结束冷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样一个拥有灿烂过去的社民党，目前的支持率约为15%-16%，不及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率(19%至20%)。以法国为例，极右翼国民联盟目前的支持率(29%)是历史悠久的法国社会党(10%)和共产党(3%)的支持率之和的两倍。在这两个国家极右派如此压制左派，战后至今可谓是前所未有。
2008年世界恐慌后的时期可谓是“强硬保守派的时代”，各种极右政党、运动和团体的跃进非常明显，这在世界体制的准周边地区也是如此，强硬右派代表印度莫迪、俄罗斯普京、土耳其埃尔多安等建立了长期执政体制。而即使是处于世界体制的核心部分内，极右派的强势趋势也不例外。虽然美国的“特朗普现象”最为臭名昭著，但极右派在欧洲多个国家的也仍然人气爆棚。对我们来说，“瑞典模式”意味着社民党的政治和福利等，但在保守层联合内阁掌管的今天，瑞典新纳粹派“最糟糕的极右派”瑞典民主党获得了20%至21%的支持。在欧洲极为罕见的仍然保持中立的国家奥地利，原本由纳粹党卫军出身人士建立的奥地利自由党目前获得了约28%至30%的支持。不仅是美国，欧洲多个国家大大小小的“特朗普”都逐渐崭露头角。
但是，对欧美国家左派来说，成为大问题的不仅仅是极右派的跃进本身，更大的问题是极右派政党通常会越来越多地获得过去左派的基础，即劳动者的支持。法国国民联盟被称为新的工人政党，是工人投票最多的党。以德国为例，早在4年前的勃兰登堡州议会选举中，就有44%的工人选民选择了“德国选择党”。大企业内拥有高熟练技能和高工资的正式员工仍然投票给传统的稳健左派政党，但越是小企业，越是低工资，越是非正式员工，劳动者越依赖极右翼政党。
极右政党扮演“新工党”角色的这一悲剧性和令人担忧的现象，以最近世界体制的历史为基础。在持续到2008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潮流中，稳健的左派政党通常支持或至少没有积极阻止提供大量合同工岗位或工厂搬迁导致的产业空洞化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对拥有稳定工作和住宅等的部分公共部门乃至大企业的正式员工来说，可能意味着廉价进口商品等一定的优惠，但对劳动阶级的弱势群体来说，则意味着不安加剧、住宅租金上涨、生计困难等。
2008年以后，全球化迎来终结，“国家主权的恢复”再次成为时代话题。众多因全球化受到伤害的劳动者在“移民被限制”时，很容易转向强调“主权”、“国民经济”和“国民共同体”的极右派。更何况，这些极右派，至少在欧洲，不再主张削减福利费用，反而高喊“为国民共同体提供适当水平的福利”，从而充分吸收了劳动阶级的弱势群体。最终，选择将其命运交给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潮流的现有稳健左派的很大一部分人，现在与全球化一起面临着致命危机。
但有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事实，韩国的强硬右派和欧美国家的强硬右派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在后者的情况下，除了呼吁反移民情绪之外，起到很大作用的就是“主权”的强调。例如，“德国选择党”四年前举双手欢迎特朗普总统撤走部分驻德美军的决定。也就是说，没有美军基地的德国才是有主权的德国。虽然有人怀疑这是否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承诺，但法国的国民联盟主张，希望将法国从北约的联合指挥体制中撤出。虽然欧洲的情况和分裂国家韩国的情况根本不同，无法简单比较，但在目前执政的韩国强硬右派中完全无法发现欧洲强硬右派的志向。相反，韩国的尹锡悦政权正在缩小韩国行使主权的幅度。
社会、经济层面也是如此。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者提出排除移民的“国民共同体”，但他们充分认识到，为了该共同体的内部团结，需要与公共部门重新分配。最具代表性的是，在法国成为“最受欢迎政党”的国民联盟主张增加福利支出。以挪威为例，2013-2021年由极右进步党参与的联合右派内阁执政，其间福利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反而从23%跃升至3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尹锡悦政权从一开始就大幅削减了老人疗养设施扩充项目、建立儿童康复医院、扩充幼儿园、预防青少年校园暴力等福利预算，正朝着与“欧洲强硬保守派”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今后一段时间内，向往“国民共同体”或“恢复主权”的强硬右派热潮在欧洲似乎不会减弱，但只热衷于给富人减税的尹锡悦政权真的能得到选民的支持吗？笔者预计，除上层及中上层阶级以外，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的韩国“精英型强硬右派”的政治未来不会太光明。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从世界史中吸取的教训是，只为极少数人服务的政治最终必然会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