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炼铁 韩国前统一部长官 仁济大学教授
为什么以色列方面未能获知哈马斯突袭的情报？这是典型的情报失败案例。其实，情报机构对突袭发生的可能性做出了警告，而且在突袭发生之前已经捕捉到了哈马斯的动向，同时，周边国家也传达了相关信息，然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却束手无策。虽然有很多人认为应该从以色列的情报失败中吸取教训，但核心不在于此。投入的预算再多，情报技术水平再高，如果政府无能，都将无济于事。
情报失败始于分裂，以色列极右势力制造的分裂为哈马斯提供了蠢蠢欲动的机会。国民之间的分裂也总是会出现在政府内部，情报机关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此次突袭过程中，以色列摩萨德、军方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局（Shin Bet）之间并没有达成协作。由于情报的属性，尽管情报机构之间由于要竞争而不愿共享信息，但由于极右政治的彼此不沟通以及所实施的单边主义，所以这让彼此之间的协作更是无法达成。
美国的情报失败案例也是如此。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美委员会分析的情报失败的核心原因是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之间彼此不协作。此后，美国为了加强情报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对协调体系进行了改革。但无论何时，运用制度的领导人的能力比制度本身更重要。根据情报机构的特点，当对情报判断出现差异时，为了得出正确的结论，政府内部有必要进行“开放式讨论”，领导要倾听各种对信息的判断，调整彼此不同的意见，这样才能防止误判。
如果领导人不进行沟通，不予以负责，只会大喊大叫，强行推进政策，那么情报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权威领导人会比民主领导人无能呢？因为领导人不仅要具备与在野党和媒体沟通的能力，而且还要具备内部协商能力，从而最大程度上发挥政府组织力量。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外交安全部门的协调绝对取决于领导人的态度、能力和公共责任感，而权威领导人通常会让决策过程陷入瘫痪之中，而且还会破坏组织。只有民主领导人才能减少误判，搞活组织，寻找可持续的对策。
情报失败主要发生在对信息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而不是对情报的收集过程中，其核心原因在于产生偏见。偏见总是会排除其他可能性，只集中有利于自己主张的信息，这样最终让情报的研判偏离方向。当出现情报失败后，总会有人主张应该增加收集情报的预算，但无论情报技术如何发展，即使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成果，如果不排除偏见，也将无济于事。分析之所以失败，其原因总是在于人而不是在于机器。
极右势力所追求的并不是实用，而是意识形态，其本身就诞生并成长于偏见的土地中，他们歪曲历史，不承认事实，讨厌多样性，频繁进行说谎欺骗。当戴上偏见的有色眼镜时，就很难读懂现实的变化。当然，他们总是很擅长制造问题，但却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让意识形态与无能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
如果不及时纠正出现情报失败的错误原因，那么这种错误就会不断重复。极右通常上不会承认失败，也不会把危机当作国民团结的契机，而是一味地动用愤怒的情绪。愤怒与理性相去甚远，会干扰正常的判断能力。9•11恐怖袭击后，布什政府就是动用了愤怒侵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然而两场战争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给美国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让经济水平退回了战前水准。因此一定要记住，9•11恐怖袭击的情报失败和伊拉克战争的情报失败之间有一座名为“愤怒”的桥梁。
若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加沙地带的进攻立足于愤怒，那么这就又会导致另一次情报失败。
在韩国，极右势力让民主主义陷入危机，助长了厌恶民主主义的氛围，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破坏了政治上的团结。民主主义承认矛盾，尝试在制度内部通过沟通解决矛盾，但极右势力却因为持有极端的敌对意识，将意见不同的对方视为应该铲除的对象，他们在外交上追求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利益，所追求是暴力而不是和平。
当今时代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世界各地弥合的矛盾不断演变成战争。为了稳控韩半岛局势，必须慎重灵活，过度地强调意识形态无法在急剧变化的现实中维护安全。从以色列的教训中我们应该知道，意识形态并不是政策，愤怒并不是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