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烛光的压力已经实现了对朴槿惠的国会弹劾，然而这仅是抵抗的一个开始。未来不论何人成为总统，来自广场的压力都能阻止住像部署萨德等自杀性从美政策，同时也能带来将非正式职工正式化的完善政策。广场示威队的口号只有让青瓦台听清，青瓦台的主人才能考虑到民心并在政策上有所体现，不论其主人是谁。#

“崔顺实干政门” 确实成了团结社会的一大机制。韩国内外的韩国人只要见面，聊天的话题则必然是“朴槿惠事件”。当然，即便如此阶级意识也不会立即扩散至大众之间。对大多数人而言，与其说朴槿惠是用推土机将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碾压的最恶劣的财阀权力代表，不如说其只是一位因为人格缺陷等原因而失败的总统。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以三星为代表的大企业勾结朴槿惠政权，并以金钱来为本公司谋求所需政策，即国家公共权力被企业私有化这一点在大多数人看来可谓是问题的核心之一。因为继朴正熙神话之后，只有三星神话和出口大企业神话统统破灭，韩国这个国家才能得以生存。

与国外遇到的韩国人就政治问题进行交流时，笔者时常会碰到一大难题。在对方看来，“下届大选”以及许多潜在的总统大选候选人可谓是极具吸引力的大事，但笔者对此却并不太关心。当然，像朴槿惠这种毫无担负国政能力之人当选总统简直是灾难。但一般来说，不论是何人当选总统，政策的核心都不会有多大变化。当然，像对朝政策一样，随着政权的政治色彩的不同，也会存在部分变化。虽说如此，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金泳三时代起至今，韩国的从美（追随美国）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基本路线从未发生过改变，尽管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都已发生过两次政权更迭。

让我们举例来看。现在在野党人士中仍有不少人认为卢武铉时代为黄金期。当然，不论是从人品还是政治人的品格上，都无法将朴槿惠与卢武铉进行比较。因为“等级”不同。如果比较两人具体的政策，除去对朝关系以及历史相关政策等代表性较强的几点外，两人在韩国基本路线上是否会有所不同呢？例如，部署萨德等相关决定可谓是朴槿惠的代表性失误，但除对朝政策外，卢武铉政权在追随美国问题上也近乎盲从。虽然现在基本已被遗忘，但在卢武铉政权时期，韩国向伊拉克派兵的部队规模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虽然韩国向犯罪的侵略战争现场派遣了多达3600名士兵，但是地理位置相似的日本却只派遣了600人。而从美政策对韩国内外均带来了巨大损失。因为转移美军基地的一句话，大秋里农民们的土地便被强制掠夺，而为对反抗之人进行超强硬镇压，韩国还出动了三千名军人而非警察。这也不过是10年前“民主总统卢武铉”执政时期所发生的事。倘若萨德部署问题发生在10年前，卢武铉政权果真就能全面抵抗得住来自美国的压力吗？

“民主总统卢武铉”的资本及劳动相关政策也保守得让人感到吃惊。堪称卢武铉照顾资本利害关系的代表性政策便是《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让韩国市场略微紧密地从属于海外市场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但事实上并不仅限于此。2006年起，卢武铉政权允许韩国国内企业、个人在100万美元的范围内以投资为目的购入海外房地产，放开了外汇转移至国外的相当部分。即允许韩国工人的血汗钱流入海外，投资非生产性部门。但并非仅有海外如此。在韩国国内，对社会毫无贡献、仅靠支配层的钱袋子给养肥的非生产性投资也未能得到政权的妥善控制。虽然与这前后的其他政权相比，卢武铉政权有过稍微符合社会正义的房地产政策，但韩国全国房价在其政权任期内却上涨了36%，无序开发也依旧不见好转。卢武铉政权初期的近130处高尔夫球场在其政权后期也增至近270处。尽管这与亲自出面赞助投资和无序开发的李明博和朴槿惠政权政策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别，但其在允许剩余资金流向不知何时便会倒塌的房地产市场金字塔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巨大差别。

亲资本政策的背面便是反劳动政策。虽然朴槿惠政权因为在民主国家中史无前例地拘留民主劳动工会总联盟委员长而在世界上搞得声名狼藉，但卢武铉政权也出现了很多拘留劳动斗士的事情。在出身于人权律师的总统的任期中被抓进监狱的人几乎多达1100名，高于金泳三政权时期的两倍。虽然朴槿惠政权借助警方杀害白南基农民（音）令全世界惊愕不已，但令工人牺牲的过分超强硬镇压在卢武铉时期也是家常便饭。大家还是否记得河重根（音，1962-2006）烈士？作为POSCO建设工会成员的河重根在参加和平集会途中被盾牌击中头部右后侧附近倒地，但警方却未对其采取任何救急措施。致使其被延迟送入医院，最终陷入脑死状态。就像无人为白南基之死负责一样，河重根之事也被不了了之。事实上，和河重根烈士一样的临时工可谓是卢武铉政权下的最大受害者。卢武铉时期的《非正式职工保护法》几乎未能减少非正式职工人数，而这些人的权益也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在卢武铉时期，像KTX女乘务员一样即便是遭到了赤裸裸的不当劳动行为也无法得到任何国家保护的非正式职工可谓数不胜数。

如此絮絮叨叨地列举卢武铉政权的从美、亲资本和反劳动政策的目的可绝不是要诋毁已故卢武铉总统。笔者想要说的是，无论是通过如何优秀的制度将在野党政治人士在总统竞选中打造成总统，财阀共和国的游戏规则也始终不会有任何改变。人权律师出身之人成为总统也会为财阀送上量身定做的政策之礼，而对工人则是杀人镇压。因为在大韩民国的实际权力结构中，总统不过是财阀支配的代理人。

真正意义上的变化并不会通过总统大选和总统而产生，变化来自广场。来自于广场的压力能够强制保守政权推进稍有利于民众的政策。例如，卢泰愚政府明明是反民主军事政权的延续，但实施地方自治制度、签订《韩朝基本协议书》、开始普及国民医疗保险以及首次引入国民年金制均发生在拥有着这种性质的卢泰愚时期下。原因究竟何在？正是那来自于街道上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以及来自民主工会建设和自由罢工工厂的压力。虽然正统性被视为问题的军方政权在街道上的舆论氛围面前尤为脆弱，但其实走正常秩序上台的政府也同样如此。例如，将新自由主义正式引入韩国的政权虽是金大钟政府，但划时代的福利制度也同样是在金大钟时期得以实现。即便生活条件处于最低生活水准以下的家庭中仅有40%为受惠者，但被称为基础生活保障制的最初的生存权保障制度也是产生于此时。因此，1996年-1997年劳动界总罢工等工人们的誓死抵抗也对包括金大钟在内的自由主义领导层进行了施压。

现在烛光的压力已经实现了对朴槿惠的国会弹劾，然而这仅是抵抗的一个开始。未来不论何人成为总统，来自广场的压力都能阻止住像部署萨德等自杀性从美政策，同时也能带来将非正式职工正式化的完善政策。广场示威队的口号只有让青瓦台听清，青瓦台的主人才能考虑到民心并在政策上有所体现，不论其主人是谁。

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