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回去……寻找新希望的“心理难民”
[计划:幸福与共的社会]
向青年提供公平的起点（2）
去年12月18日凌晨5点左右，在澳大利亚斯坦索普某棚户房间的客厅里，刺耳的迪斯科风格闹铃响起。闹钟响了5分多钟，睡在客厅的姜善宇（化名，26岁）才迷迷糊糊起来。盛夏的斯坦索普天色已是大亮，善宇起床后立刻开着行驶里程超过30万公里的破旧汽车前往15分钟车程之外的“阿斯埃斯（Sweets Strawberry Runners）”农场上班。他是负责拔除杂草从而保障草莓苗可以健康生长的“拔草员（chipper）”，工作时间从早上5点30分到下午3点。随着天越来越亮，火辣辣的太阳开始直射草莓田，苍蝇不断飞过来落在脸上，体感温度估计高达40摄氏度。
除善宇之外，还有几名韩国青年组成一个团队在草莓田里工作。他们并排伏在与大型拖拉机连在一起外形酷似熨衣板的“车床”上，正在连根拔除垄沟之间的杂草。身穿“冰箱裤”工作服的李政焕（化名，29岁）说“刚开始趴久了，胸部会产生很大压迫感，于是就通过运动锻炼出了胸肌”。他说“和炎热一样让人痛苦的是工作本身太简单枯燥”，“只能通过播放音乐来聊以自慰”。管理农场的总负责人威利•斯威特说“20多名韩国人在这里做拔草或是从大枝上剪下小枝插枝的工作”，“（在英国、台湾等各地人手中）韩国人干活尤其快”。
善宇、政焕都是通过“假期工作”签证来到澳大利亚。从去年6月开始假期工作的善宇说“签证到期后准备去加拿大、新西兰等地继续凭借假期工作签证打工”。政焕在2014年1月来到澳大利亚，已经延长了一年假期工作签证。毕业于大专院校的他说，“即使想在韩国做出点儿什么，也会面临不可逾越的学历障碍，打算定居在澳大利亚或者去菲律宾创业”。
辗转在斯坦索普农场劳作的韩国青年不在少数。在假期工作者群体中，“辗转各处农场”已经成为相互间的共通语言。因为凭借假期工作签证只能在一处地方工作6个月，而且每处农场的作物收获时间各不相同，不得不到处辗转着打工。
《韩民族日报》去年12月14日~19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布里斯班、科夫斯哈伯、斯坦索普等地针对15名二三十岁韩国青年进行了深层采访。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在亲身践行“逃离朝鲜”的口号。“逃离朝鲜”是去年韩国出现的新词，和把大韩民国比喻为地狱的新词“地狱朝鲜”一样，反映了青年群体想要离开韩国的心理。
青年们离开韩国开拓新生活并非近来才有的新鲜事。不过，受首尔研究院委托与Haja中心一起研究“逃离朝鲜”这一新词背景的“知识循环联盟对案大学”秘书长姜正锡说，“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以后在国家计划下前往发达国家工作的‘赴德矿工’等群体以及90年代后为增强全球化能力而倾向于出国谋生的群体，最近单纯以脱离韩国为目标的‘心理难民’数量正逐渐增加”。他说“青年们将逃离韩国视为一种希望，属于一种象征性现象，暴露了韩国国家计划的失败”。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这批青年都是逃离难觅希望的韩国来到澳大利亚寻找新希望的“希望难民”。
澳大利亚是年轻人相对较容易踏上的一片“希望之地”。韩国1995年与澳大利亚政府签订协议，加入了澳大利亚的假期工作项目，允许18~30周岁的韩国青年在澳大利亚进行为期一年的旅行、就业和语言研修，而且没有额外的签证配额限制。如果具备一定的条件，还可以延长一年签证（二次签证）。
事实上，据说韩国年轻人只需要带着100万韩元上路，就可顺利在澳大利亚找到工作并赚取足够的生活费。他们最多可以16个人挤在一间只有两三个房间的出租屋中，节省住宿费用。“共享鸡窝”、“共享客厅（在客厅拉上帘子睡觉）”、“共享阳台（在阳台上生活）”等词汇便出自这里。政焕说“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是个只要体检过关就能来的国家”。
农场劳作是希望在澳大利亚得到二次签证的韩国青年必须经历的工作。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相关政策，引导希望获得二次签证的外来假期工作青年人更多从事那些本国人不愿从事的工作，规定必须在澳大利亚农村等地从事88天以上农作物种植、畜牧业和矿产业等特定业务才能获得二次签证。
政焕辞去了韩国的工作来到澳大利亚。他虽在韩国积累了一定程度的经验，却仍然难以找到一份月薪超过150万韩元的工作。他打算在澳大利亚攒下一笔钱后前往菲律宾等地开设一家美术学院。他说“做美术学院老师是我的梦想，但在韩国，就算要去地方大学任教，也必须要有四年制大学的文凭。就算有实力，受制于‘杂牌’大学的出身，一样是想都不敢去想”。
他在澳大利亚赚取的薪水约是在韩国时候的两倍，澳大利亚的最低时薪是17.29澳元（约合1.4万韩元），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几乎相当于韩国（时薪5580韩元，以2015年为准）的三倍。从他递过来的上周“工资单”（薪酬明细单）可以看到，他每小时的时薪为21.83澳元，一周工作时间为43.75小时，除了交税部分，831.08澳元（约合71万韩元）都打进了政焕的账户。
虽然面临着语言障碍以及在韩国未曾经历过的肉体劳动等苦难，但“辗转农场劳作”的韩国青年对于目前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却感到颇为满足。在悉尼经营留学院的亚太国际教育振兴院室长李智秀（音）说“因为条件不好难以找到理想工作的青年在韩国只能拿到5580韩元的最低时薪，来到这里就算从事打扫卫生的工作，每小时也可以赚取1万韩元以上，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喜悦”。
记者在斯坦索普的求职招聘中心（工作站）遇到的黄仁英（音，28岁，假期工作）也说“感觉很难摆脱以前工作的那些（不好的）公司，所以不想重新回到韩国”。她来这里是为了参加一家西兰花农场的工作面试。短短几天前，她还在悉尼北方的科夫斯哈伯农场做摘蓝莓的“采摘者（Picker）”。她说“科夫斯哈伯那边的收成不好，今年的收获季节结束较早，所以来这里寻找下一站工作的农场”。
仁英在韩国大学毕业后，六年时间里先后在设计、广告、饰品企业等五家公司工作，每月拿着120万~130万韩元的月薪，还需要经常加夜班或者周末加班。后来因为过度疲劳和压力过大患上了甲亢，还被最后工作的公司拖欠了五个月薪水。在澳大利亚农场的劳作是她第一份月薪超过200万韩元的工作。
仁英选择离开韩国是因为她不相信自己的实力和努力能够在韩国的工作中得到认可。她说“公司将独立创新的设计业务交给名牌大学毕业的设计师去做，交给我的都是些对原有设计进行改良的杂活儿”。
那么，“逃离韩国”的韩国青年前途如何呢？
曾一度被誉为“移民天堂”的澳大利亚也正逐渐加强移民政策。以往针对澳大利亚紧缺的职业申请就业移民相对较为简单，但最近雇主普遍提高了对当地技术资格证、相关经历和语言能力等标准的要求。
韩国青年在澳大利亚的未来一样渺茫无望。“希望难民”的居留时限多为两年（假期工作签证时限），虽然可以转成学生签证延长居留时间或者通过获取永久居住权在当地定居，但事实上大部分想要留下的人都会面临不得不回国的命运。由于回国后依然难以就业，因此会有很多人利用在澳大利亚积攒的资金进行个体经营。甲某在澳大利亚的两年积攒下5万澳元（约合4200万韩元），回到韩国开了一家服装店。人们都说他“像个拼命三郎一样”，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服装店的经营情况是好是坏。
皇甫莲 记者 whynot@hani.co.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