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籍船员上月21日逃离汽车旅馆时坠亡
系《防止人口贩运法》实施后首例获认定的船员受害者
本月5日，韩国政府将上月21日在釜山沙上区某旅馆8楼逃生时坠楼的一名印尼籍船员认定为人口贩运受害者。这是自2023年《防止人口贩运法》实施以来，首位被认定为受害者的船员。
韩国性别平等家族部于上月27日前往釜山，了解“旅馆监禁坠楼事件”的警方调查进展及住院受害者的伤情。事发前6天，印尼籍船员法贾尔（化名，32岁）试图从被监禁建筑8楼房间的窗户逃离时坠落受伤；随后跟着逃离的一名25岁男子则从建筑半空坠落，因头部着地死亡。这起事件集中暴露出错综复杂的违法劳务输出与输入合同、远洋渔船劳工恶劣的工作环境、以防止脱逃为由实施的人权侵害，以及釜山沦为人口贩运温床的残酷现实。
性别平等家族部认为，法贾尔的遭遇“符合以运输、监禁、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构成要件”，并表示“考虑到召开案例判定委员会耗时较长，因此决定依据警方调查结果，迅速推动受害者认定程序”。该部暴力预防教育科科长朴正植（音）表示：“这是《防止人口贩运法》实施以来，首次有船员（含本国及外籍）被认定为受害者。”
过去3年间，韩国政府认定的人口贩运受害者共计91人。其中，外籍受害者（75人）人数是本国受害者（16人）的4倍以上。受害者人数从法律实施首年的3人激增至去年的42人，今年截至本月5日已达34人。分析认为，该数据既反映了制度施行初期受害者发掘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也折射出近年来季节性劳工规模急速扩张的现状（75名外籍受害者中，有37人为季节性劳工）。
从受害类型来看，“劳动剥削”占全部91名受害者的70%（64人）。“性剥削”受害者为23人，遭受“性剥削与劳动剥削”双重侵害的受害者为4人。法贾尔被列入今年认定的21名劳动剥削受害者名单中。
■“我已预料到会被关起来”
法贾尔是在7月12日接到工作通知的。5天后，他离开位于印尼西爪哇省因德拉马尤（Indramayu）的家，坐上了火车。家里留下了交由母亲照顾的5岁孩子。按照2年的合同期限，他要等到两年后才能与孩子重聚。
7月17日下午5点，10名男子聚集在位于中爪哇省八马兰（Pemalang）的劳务输出公司P社。对法贾尔而言，这些人都是生面孔，中介称他们是将搭乘同一艘船的同事。法贾尔在接受采访时透露：“P社员工宣读了合同内容，随后让大家逐一签字”。
作为甲板工，法贾尔的月薪为500美元，但劳务输出中介费却高达790美元。这笔中介费将像分期付款一样从其月薪中扣除（前5个月每月扣除150美元，第6个月扣除40美元）。由于远洋渔船船员的工资通常直接汇给岸上的家属作为生活费，在最初半年里，法贾尔的家人每月实际收到的金额仅为300至410美元，自第7个月起才增至450美元（剩余50美元则在船上以香烟等实物形式提供给法贾尔）。不仅如此，这笔微薄的工资还要每3到4个月才发放一次。在等待发薪的日子里，家人只能靠借债度日。中介公司甚至扣押了法贾尔的摩托车，作为劳务输出手续费（债务）的担保。
这份合同是在出发前往机场两小时前匆忙签下的。在这份长达19页、“因时间仓促未能细看”的合同中，包含了事后让法贾尔感到无比震惊的条款。当晚7点，一行人坐上大巴，并于次日凌晨抵达雅加达机场。
“明天上船。”
他们被告知，计划前往南太平洋斐济附近海域作业的远洋渔船，将于第二天在韩国釜山登船。法贾尔等10人经由越南转机，于7月20日早晨7点左右抵达金海国际机场。他们通过入境审查处（持B-2旅游过境签证）后，两名举着接机牌的韩国男子迎了上来。
“润达3号（Lunda 3）”和“润达5号（Lunda 5）”。
与P社签约的法贾尔一行人均为“润达3号”的船员。直到那时他们才得知，同机抵达的另外10名印尼人是与其他中介签约的“润达5号”船员。随后，这两名韩国人将20名印尼船员安排上大巴，带到了釜山沙上区的一家汽车旅馆。
“护照！护照！”
抵达旅馆（早晨8点30分左右）后，韩国人将船员分成两组，每10人一间。8楼的1号房和2号房分别安排了“润达3号”和“润达5号”的船员。在进入房间前，他们的护照被强行收走。此前在印尼时，P社就曾扣押过他们的护照，仅在办理出境和韩国入境手续时暂时返还，进入旅馆前又被再次没收。上午9点左右，所有人进房后，房门从外面被锁上。法贾尔听到了“咔哒咔哒”的上锁声。韩国看守人员坐在房间与电梯之间进行监视。房门“只有到了用餐时间才会打开”，“一名女性会在门口依次分发饭菜”。
在自己并不知情的复杂合同关系中，法贾尔被“监禁”了。
这其中，既有从船东处承接船员招募外包业务的印尼劳务输出中介，也有为船东代办韩国进出港及船员登船手续的韩国代理公司。代理公司又将外籍船员的交通与住宿管理转包给了一家安保公司，那两名韩国男子正是该安保公司的员工。尽管安保公司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声称“锁门前已经征得同意”，但法贾尔表示自己“毫无印象”。
事实上，法贾尔坦言自己“已预料到会被关起来”。
自2015年开始在远洋渔船工作以来，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次登船合同。在2024年结束第三次合同（2019年在萨摩亚登船）并于釜山下船时，法贾尔也被“送往了同一家汽车旅馆”。“当时房门同样被上了锁”，“护照在下船的同时即被没收（直到出境机场才归还），手机也被一并收走”。所以，从大巴上下来看到那栋旅馆建筑的瞬间，法贾尔便直觉感到“今天恐怕又要被关在房间里了”。
监禁的目的在于“防止脱逃”。合同条件越是恶劣，船员逃跑的动机就越强烈。远洋渔业界试图通过将外籍船员在韩停留时间和活动范围降至最低，来消除这种可能性。他们安排船员入境后立即登船，下船后则直接送往机场离境。而当这一套流程无法严丝合缝地衔接时，非法监禁便随之发生。由于天气恶劣，“润达3号”与“润达5号”靠泊釜山港的时间分别延迟到了当晚的11点1分和9点27分。
这两艘船均为同一船东（荣成润达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国金枪鱼延绳钓渔船。尽管中国远洋渔船因非法捕捞和侵犯船员人权问题而名声恶劣，但对于急需工作的法贾尔而言，他别无选择。“与需要漫长等待的韩国渔船不同，中国渔船在健康检查等程序上没有那么严格，能更快登船”。过去10年间，他工作过的渔船也全部是中国船舶。“曾被船长殴打，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4个小时”，“因为没有Wi-Fi，只有渔船靠港时才能与家人联系”。法贾尔当时并不知情的是，“润达3号”与“润达5号”的“黑历史”也十分惊人。根据媒体报道和受害者证词（环境正义基金会2022-2023年报告），这两艘船曾被曝光存在性暴力、殴打、虐待、冻伤与手指截肢、每天长达20小时的强迫劳动、人口贩运，以及非法捕捞鲨鱼和海龟等行为。
“根本无法估量有多高”。
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法贾尔用手机（与两年前下船时不同，这次手机未被没收）摄像头拍下了窗外下方的情景。视频中看不到地面，只有一片漆黑。801室里陆续有人议论道：“如果能逃出去在韩国工作，工资肯定比出海强”。即使是“在坐上前往韩国的飞机时也未曾有过这种想法”的法贾尔，最终也被说服，同意逃跑的人数达到5人。“有人开始将床单和被子打结，大家聚在一起做成了一条绳子”。凌晨2点左右，绳子制作完成。但由于“楼层太高无法攀爬，其中两人选择了放弃”。
法贾尔第一个翻出窗外。他紧紧抓着被子做成的绳索缓慢下降。“当时风很大，感觉非常害怕”。然而“脚还没碰到地面，绳子就不够长了，耳边还传来了被子撕裂的声音”。他以为“已经离地面很近了，于是松开了手”。结果整个人直接坠落下去。
■触目惊心的条款
“Jangan turun（不要下来），Jangan turun！”
当法贾尔抱着摔断的腿在剧痛中挣扎时，“那个男人”从窗户探出了身子。法贾尔朝上方大喊，试图阻止他。但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怎样，那名男子继续顺着绳子往下爬。“在降到大楼半空时，他突然坠落（凌晨2点30分左右）”。“身体在空中失去平衡发生翻转，头部先着了地”。法贾尔在距离他仅1米的地方呼喊，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他流血的脸庞被连帽衫的帽子遮住了”。
“My friend（我的朋友）！”
法贾尔“爬到隔壁建筑并敲响了大门”。面对探出头来的韩国人，他指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同伴呼救。在等待救护车期间，他饱受口渴的折磨。“有人从8楼扔下一瓶矿泉水，但水瓶落地后摔破了”。直到凌晨3点多，警察和急救人员才赶到现场。法贾尔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了腿部手术，而那名男子因多发性损伤不幸身亡（遗体已于7月29日运回印尼）。
警方以涉嫌非法监禁为由，对进出港代理公司负责人、安保公司管理人员及汽车旅馆老板等5人立案调查。代理公司负责人在接受《韩民族日报》电话采访时辩称：“我们仅受中国船东委托代办行政事务，船员的交通和住宿均委托给了安保公司负责，与监禁无关”。他还表示：“事故发生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船东，但并未获得后续处理措施的授权”。其余18名船员在接受警方调查后重新登船。比原定出港日期推迟了一天，这两艘渔船于7月22日上午驶离釜山（“润达3号”和“润达5号”分别于上午10时11分和10时6分出港），驶向公海。
“1.2亿印尼盾。”
法贾尔在医院里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惊人的数字。前来看望他的韩国人权活动家和翻译，在警察交还的包里发现了这份合同并告知了他。合同中赫然写着：“若发生擅自脱逃行为，本人自愿支付罚款及损害赔偿金”。这笔钱相当于他不吃不喝连续工作14个月才能攒下的全部工资。中介公司的行动更是如风一般迅速。法贾尔联系印尼家属时得知，“就在坠楼事故发生的第二天，劳务输出中介就找上门来，要求支付这笔钱”。而在这份合同中，更多触目惊心的条款也被接连扒出。
“作为对擅自脱逃行为的惩戒措施之一，本人同意将个人照片、护照、船员手册及其他证明文件等个人信息上传至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并予以传播。”
合同中还存在故意隐瞒未标明的费用。“中介强制每位船员拍摄了‘若逃跑愿额外缴纳1000美元’的视频，并由中介公司保管备查”。这是一张经过精心设计、极其缜密的剥削大网。
在这残酷的剥削机制中，韩国同样难脱干系。这起发生在洛东江下游河畔汽车旅馆的坠楼事件，揭开了“国际都市釜山”背后的两重现实。
①长期以来心照不宣的外籍船员监禁现象，因一场意想不到的命案而浮出水面。监禁问题并非仅存在于外国远洋渔船，受雇于韩国籍船舶的外籍船员遭受监禁的案例也屡见不鲜。移民与人权研究所所长李韩淑（音）表示：“人权团体曾目睹一些外籍船员逗留和住宿的设施每层楼都被上了锁”。
②釜山被恶用于人口贩运的残酷现实也得到了印证。公益法中心APIL律师金钟哲（音）解释称：“中国渔船之所以选择离本国不远的釜山作为船员上下船的地点，实质上是将非法监禁带来的风险‘外包’给了韩国”。那些被强迫劳动渔船频繁“光顾”的港口，客观上沦为了剥削的帮凶。国际社会（美国高级国防研究中心C4ADS 2020年报告）一直呼吁，港口国应加强对船舶信息的收集，并积极行使入港检查、拒绝停靠等权利。面对“至少应禁止存在人权侵害记录的船只停靠港口”的呼声（金钟哲语），韩国海洋水产部却表示“无能为力”。该部门船员政策科给出的理由是：“若无明确依据便拒绝船只入港，恐将引发国家间的外交纠纷”。
法贾尔坦言“回国后的处境更令人担忧”。他害怕中介设下的重重脱逃罚款会彻底拖垮他本就贫困的家庭。金钟哲律师强调：“既然法贾尔已被认定为人口贩运受害者，韩国政府就应向印尼政府开展外交斡旋，以确保他不会再次成为剥削合同的牺牲品”。韩国性别平等家族部计划向法贾尔提供医院治疗费及回国费用等援助（朴正植科长强调“脱逃行为与受害事实是两码事”）。
李汶瑩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