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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学家吉见义明:日军在招募”慰安妇”时,对日本本土与殖民地也存在差别对待

【采访】新书《日军慰安妇》作者、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吉见义明

12月18日上午,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吉见义明在首尔钟路区一家酒店接受《韩民族日报》采访。(图片来源:韩民族日报)

“我第一次看到金学顺老人的影像,大约是在1991年11月。记不太清是她来到日本,还是NHK(日本广播协会)前去韩国进行的采访,总之是通过电视画面第一次见到了她。她诉说着自己遭受的伤害,并表示‘希望日韩两国的年轻人能了解这段历史’。看到这一幕,我便觉得,为这件事贡献力量是历史学者的责任。”

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吉见义明(78岁)在过去35年的“慰安妇运动史”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这段历史以首位公开承认自己曾是日军“慰安妇”的金学顺(1924-1997)老人的呐喊为起点。正是吉见义明在当年12月于防卫厅(现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的6份公文,首次证实了日军深度且直接地介入了慰安妇的招募过程。这些文件于1992年1月11日由《朝日新闻》报道,五天后(16日),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与韩国总统卢泰愚会面时,不得不就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反复道歉。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35年来,韩日民间社会为揭露慰安妇问题真相所走过的路,对吉见义明个人而言,也是一段倾尽所有的漫长斗争。

作为在日本率先系统开展慰安妇研究的学者,吉见名誉教授此次访问韩国,是为了出席18日在首尔全球中心国际会议厅举行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由韩国“正义记忆连带”与日本“为正义而战” (Fight for Justice)组织共同举办,主题为“为解决日军性奴隶制问题而进行的35年研究成果与对抗性记忆的未来”。活动前,他在接受《韩民族日报》采访时表示:“我在1995年出版《从军慰安妇》一书后,整合了过去30年的新增研究成果,于今年7月出版了新书《日军慰安妇》(岩波书店)。此次来韩,旨在介绍该书内容及未来的研究课题。”

这35年对他意味着什么?“直到那个时期(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上的普遍认知仍是慰安妇制度并非日军创建,而是民间业者擅自所为。几乎没人想到会存在军方制作的公文。”当时四十多岁、专攻日本现代史的吉见义明,正致力于研究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进行化学战等行径。“在赴美留学(1989-1991年)前,我在防卫研究所查找毒气相关资料时,曾偶然发现过一份指示设立军慰安所的文件。”在听到金学顺老人的证言后,他更加积极地搜寻资料,最终发现了包括1938年3月4日旧陆军省制定的《关于军慰安所从业妇女等招募事宜》在内的共计6份文件。文件中写明,招募慰安妇须由派遣部队进行管控、严格筛选招募业者、并与当地宪兵及警察紧密联动等内容。“我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发现,当即进行了复印。”《朝日新闻》报道后,日本政府启动了调查,并最终催生了“河野谈话”(1993年),承认了“慰安妇是在军方参与下、违背本人意愿被招募的”等事实。

12月18日上午,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吉见义明在首尔钟路区一家酒店接受《韩民族日报》采访。(图片来源:韩民族日报)

新书综合了韩日多位研究者的最新成果,比以往更清晰地揭示了慰安妇制度是由日本国家层面所创建。书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它细致区分并描述了日本本土、韩半岛、台湾、中国大陆、东南亚等不同地区的招募特点。由此,日本本土与其殖民地之间严酷的“差别结构”自然显现。

例如,在日本本土,内务省警保局局长于1938年2月23日下发通牒《关于前往支那妇女处置事宜》,规定在日本招募慰安妇时,仅限于曾有卖淫经历者、年满21周岁、未患性病等传染性疾病的人员,方可被允许前往海外。依据此通牒,1938年11月,应第21军司令部及陆军省的要求,400名日本女性被送往位于中国广东省的军慰安所。日本政府之所以设定这些限制,是因为其于1925年批准了《禁止贩卖人口国际公约》。

然而,日本政府同时却声明“该公约不适用于韩半岛、台湾等殖民地”。正是在这种“差别结构”下,韩半岛的情况与日本本土不同,未满21岁且无卖淫经历的女性,也主要通过“招工诈骗”等手段被强征为慰安妇。新书还介绍了相关证言,即为配合1941年备战对苏战争的“关东军特种演习”,约有3000名韩半岛的女性被运送至运送至中国东北地区(当时称满洲)。他指出,阐明在韩半岛的此类大规模动员“是如何实施的”是今后的课题,并认为“若不动用警察或行政机构,此类征募(强制招募)是不可能完成的”。

接下来,他着力证明的是,与日本政府的否认相反,日本军慰安妇制度的本质是 “性奴隶制”。“军队慰安妇制度完全符合 1926 年《奴隶公约》所界定的定义。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既没有居住自由,也没有外出自由,外出必须持有军方许可。她们也没有拒绝性要求的权利。如果不想继续工作,理应拥有停止营业的自由,但她们同样没有。综合军方规定与受害者证言来看,日军慰安妇制度只能被认定为性奴隶制。”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的抵制仍在持续。2007年,内阁会议声称“未发现能证明军队或官方进行强制招募的资料”;2015年12月达成的韩日《慰安妇协议》,也始终未承认受害者不断要求的“法律责任”;2021年,又声称在教科书中使用“从军慰安妇”一词不妥。

吉见义明表示:“日本政府虽不承认其责任,但我们必须记住发生过什么,并持续发声。正如河野谈话中日本政府所承诺的,应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永远铭记这些问题,绝不再重蹈覆辙。”

吉伦亨 评论员

韩語原文: https://www.hani.co.kr/arti/society/rights/12353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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