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80年，邦交正常化60年
“这样就满足了。”
这是60年前的1965年6月22日，在东京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韩日基本条约》签署仪式上，时任韩国外务部长官李东元所作的发言。当日，李东元与日本外务大臣椎名悦三郎共同签署了《韩日基本条约》及《关于财产与请求权问题的解决及经济合作协定》（即“韩日请求权协定”）等四项附属协议，标志着韩日两国正式实现邦交正常化。签署仪式上奏响了韩国国歌《爱国歌》与日本国歌《君之代》，并举行了祝酒仪式。
这场自1951年10月预备会谈启动、历时14年的艰难谈判充满波折。1953年10月，日方谈判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公然声称“日本统治是对韩国人的恩惠”，导致会谈中断长达五年。久保田贯一郎的言论既反映了当时李承晚政府奉行对日强硬政策、日本方面刻意拖延谈判的现实，也揭示了日本拒绝承认殖民统治非法性、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本立场。
谈判在朴正熙军事政权上台后加速推进。1962年12月，《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将以“无偿援助3亿美元、有偿贷款2亿美元、民间信贷1亿美元”的条件与韩国建交。这一消息引发韩国国内强烈反对。朴正熙政府于1964年宣布紧急戒严，次年又发布卫戍令，强力镇压示威。1965年4月16日，东国大学学生金中培在游行过程中被警察棍棒击中身亡。6月22日协定正式签署后，反对运动迅速扩展至教授、律师、作家、宗教界等群体，日本国内的韩侨和知识界人士也纷纷举行抗议集会。
尽管《韩日基本条约》和请求权协定被视为“屈辱外交”，但最终敲定的3亿美元无偿援助与2亿美元有偿贷款，即所谓的“请求权资金”，也被认为是韩国推进现代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石。
然而，通过李东元所称“这样就满足了”的《韩日基本条约》所形成的“65年体制”，却未能解决因日本殖民统治而引发的诸多历史遗留问题，而是被封印了起来。最典型的是《韩日基本条约》第2条：“确认大韩帝国与大日本帝国在1910年8月22日（即韩日合并条约）及此前所缔结的一切条约与协定‘已经无效’（already null and void）。”韩国政府将其解读为1910年合并条约自始无效，进而认定其后35年殖民统治为非法；而日本方面则坚持认为，自1945年8月日本战败、韩国实现独立后，双方建立了新关系，因此这些条约“自那时起无效”，殖民统治本身并不违法。
请求权协定还迫使日据时期的无数受害者作出牺牲。日本政府援引“日据时期有关请求权问题已完全并最终解决”的表述，至今拒绝向曾被强征的朝鲜劳工等个体受害者进行赔偿。韩国民主化运动纪念事业会曾尖锐指出，当时“为维持政权急需资金的朴正熙政府向日本乞求‘帮助’与‘援助’，而日本则以此为条件，迫使韩国政府放弃国民的‘财产权与赔偿请求权’”。
本月3日，记者在日本大阪采访时，一位在日韩侨二代这样表示：“我们称那场谈判是韩国政府背弃国民的‘弃民政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些在殖民统治下受害或因历史问题而终生受苦的人们，那就是‘冤屈’。解开冤屈的机会因密室协商达成的《韩日基本条约》而彻底化为泡影。”
因“65年体制”被封印的历史问题，虽然经过强调“对殖民统治痛切反省”的《村山谈话》（1995年）、认识到“韩日合并违背韩国国民意愿”的《菅直人谈话》（2010年）以及《21世纪韩日新伙伴关系共同宣言》（1998年金大中-小渊惠三共同宣言）得到部分修补，但始终未能触及对日本殖民统治非法性的明确认定。
这些被尘封的问题，60年后仍未得到解决，至今仍给两国关系蒙上厚重阴影。2018年，对于韩国最高法院就强征劳工对日索赔案作出原告胜诉的判决，日本以判决违反请求权协定为由进行报复，对韩实施出口管制，成为这一矛盾的象征性事件，迄今仍在持续。
专家指出，为了韩日关系的未来，必须尽早解决“65年体制”的问题。庆南大学教授、远东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赵镇求（音）在接受《韩民族日报》采访时表示：“我非常重视李在明总统所说的‘不应将韩日历史问题与当前的现实问题混为一谈，只要调整各自利益，就可在适当范围内达成妥协’。若韩日双方无法在此问题上做出适度让步、在政治上实现妥协，历史问题很可能在李在明政府任内再次浮出水面，成为新的问题。”
为了探讨“65年体制”的意义与韩日关系的未来方向，记者采访了前驻日大使李洙勋。他建议称：“值此战后80周年之际，日本首相石破茂可考虑发表更加正视历史的谈话，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新版《韩日共同宣言》。”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也表示：“有必要对《韩日基本条约》进行统一的解释”，他希望在条约缔结60周年之际，两国领导人能够发表联合声明。
洪锡在 驻东京记者 朴敏熙 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