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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正规职工人退休意味着转包的开始……“担心身体会撑不下去”

从1986年开始便在SNT重工业上班的郑锡哲(音)于2022年12月31日正式退休。12月29日,郑锡哲在位于庆南昌原市的SNT重工业拿着在职纪念牌拍照。(图片来源:金惠允 记者)

“本以为不会那样呢,没想到会哽咽。”庆南昌原SNT重工业生产岗员工郑锡哲(音,61岁)迎来了退休年龄。工厂里没有年轻人,工友也接近退休年龄。2022年12月27日这一天,工会办公室里挂满了黄色、红色、粉色气球,头发灰白的人聚在一起庆祝郑锡哲退休,好笑又有些伤感。他一次又一次紧紧抱住工友。从1986年8月算起,36年零4个月。他在职的时间与韩国产业超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发达国家的时间一致。作为大工厂正式职员不停劳作,终于见到了2023年的工厂和自己的样子,郑锡哲一一盘点起来。

第一个现在:结局就是转包工人

从工厂以正规职身份正式退休的郑锡哲与他人没什么两样,就是一名平凡的60岁韩国人。儿子上大学三年级,他说:“儿子就算就业了,也会变成临时工”,所以至少要给他准备租房的钱。外汇危机以后,由于频繁的停工,代替被拖欠或削减的工资工厂已经结算过退职金,所以郑锡哲在退休后没有退职金。税前4000万至5000万韩元的年薪连生活费都不够。他没有个人年金,只购买了医疗保险和癌症保险。“还算是安慰”的国民年金60岁以后就可以领取,但金额并不多。郑锡哲计划尽量从更晚的年龄开始领取国民年金。但归根结底已到了平凡的60岁。他说:“至少要工作到65岁。去转包厂就可以了。很累,而且还是最低工资。”他最终也成了转包工人。

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无法在退休年龄真正退休、因外包化而降低的工厂工人价值、青年们不愿去工厂工作,工厂自然而然地出现了高龄转包工人和非正规职占比更高的趋势。在生产岗位——机械操作从业者中,55岁以上劳动者的占比从2013年的22%(110.7万人)增加到去年的36%(200.3万人,经济活动人口调查)。民主劳总金属工会庆尚南道支部副支部部长李善任(音)表示,退休后很多人会在转包企业重新开始工作,或者以“小老板”的形式回到原来的工厂。在劳资协商好的大工厂,则会以老合同工的身份继续工作。

第二个现在:手艺价值的消逝

郑锡哲看着曾经的同事金明宇(化名,61岁),推测了即将成为转包工人所面对的工厂。金明宇先一年于2021年退休,以转包企业所属员工身份回到工厂。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个组员照原样进行40年来一直做零件加工。只是工作服胸前的胸卡变了,工资变成了最低工资水平。“刚开始不方便,后面就适应了,这样也比别人强”,金明宇说着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不否认自己失去了自豪感。“进公司时还有‘我们是最棒的’这样的豪气,但没有年轻人来接岗,也就泄气了。”

最新的机器能取代金明宇40年的技术吗?他模仿着工作流程和同事们争论了半天,但没找到答案。可以肯定的是,机器再好,也要配合熟练工人的感觉,才能制造出更好的东西。自动化中仍需要人。韩国制造业至少缺少16.1101万劳动力,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9%。

第三个现在:被孤立的生命

郑锡着也将独自转战产业园的某工厂。“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我担心我的身体。周围的消息也很不同以往。”

去年10月一个月内,昌原产业园区有3名60多岁的劳动者接连因工伤失去了生命。对这些事件进行调查的民主劳总庆尚南道本部劳动安全保健局长金炳勋表示,“关键是,60岁以上的人所属的企业都是像承包企业、转包企业一样无法管理危险的企业。即使察觉到了危险,在现在这种转包结构下连工会都没有,这些人还能向谁说话呢?”

外包化、老龄化、人工技术脱节、劳动者的孤立、工伤风险……盘点发达国家韩国工人现状的郑锡哲的结论就是很抱歉。“韩国发展了,但只是在我们这一代。现在的年轻人都是非正式员工,没有工会,没有同事,很难掌握技术。很抱歉,也很难过。”

郑锡哲退休当天获得的在职纪念牌上写着“基于面向未来的社训精神奉献了满腔热忱”。1986年,在“紧张地想着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的工厂里,郑锡哲描绘的未来并不是这样的。2023年,在青年变得更加难以为继的工厂,他也站在了同样的处境。 

昌原/房俊浩 记者

韩語原文: https://www.hani.co.kr/arti/society/society_general/10759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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