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egram N号房采访实录
2019年11月，《韩民族日报》通过连续策划报道揭露Telegram上正在传播性剥削视频的事件，时隔4个月，核心人物“博士”赵主彬（24岁）被逮捕。赵某被拘留后，关于n号房等Telegram秘密聊天室运营者和会员（观看者）野蛮性剥削行为的报道比比皆是，但当时《韩民族日报》报道后，其他媒体并没有如此“活跃”。这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在韩国社会，性剥削视频的传播是随时都有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赵主彬嘲笑称，反而是因为报道而来到博士房的用户越来越多，提高了秘密聊天室的收益，其他运营者嘲笑《韩民族日报》说“也请报道我的聊天室”。是年轻女性坚持不懈地将极有可能又被埋没的“事件”诉诸公论，并将性剥削犯罪者送上法律的审判台。他们制作了Telegram性剥削申报项目“ReSET”，向国会发起国民请愿，并通过推特等不断唤起N号房问题。由两名大学生组成的追踪团“火花”潜入秘密聊天室，一点一点收集的资料，进行报道，并报警。通过这种努力，性犯罪者接连被警方逮捕。但这只是个开始。为防止出现“第二个赵主彬”该如何去做，记者同采访该事件的记者金完、吴妍书进行了交谈。
“二楼网络安全科16日22时~（17日凌晨）1时接受调查的嫌疑人疑似感染新冠，正在进行检测，并紧急消杀”。
2020年3月17日下午5时，首尔地方警察厅向出入记者提交了资料。即将要截稿的记者们开始忙碌起来。这是为了确认疑似感染新冠的嫌疑人是谁。在接二连三的电话中首尔地方警察厅发送第二份资料。“与Telegram博士房事件相关，包括运营3.16~17博士房的有力嫌疑人在内，共逮捕了4人，目前正在调查中。由于目前正在调查中，具体内容不便确认，希望大家谅解”。
需要确认的是“运营博士房的有力嫌疑人”是否指的是在2019年11月《韩民族日报》连续策划报道中作为案件核心“支配者”登场的“博士”。他以兼职工作为诱饵，巧妙地诱骗女性，盗取个人信息后威胁她们拍摄性剥削视频，并在Telegram秘密聊天室中传播，以此赚取利益。
“博士”指示受害者在身上刻上“我是博士的奴隶”，共享性剥削视频，并附上“她（受害者）被我抓住了把柄，所以不会报警，可以拿去玩”的说明。
进行该采访的《韩民族日报》记者金完为照顾孩子请了一天假，他在给孩子们洗澡时接到了组长的电话。“从10月开始，我在采访的时候，把比特币地址等可以确定博士身份的资料都交给了警方。所以以为很快就会抓到。但警方虽说‘大有进展，很快就会抓到’，但还是花了4个月。但是突然因为疑似感染新冠，被记者们知道了博士房的主要嫌疑人，又惊讶又无奈”。金完证实，该嫌疑人就是“博士”，20多岁，学报社记者出身。
一直采访受害者的吴妍书记者向受害者们传达了“博士”赵主彬（24岁）被捕的消息。“大家都很惊讶，但心情起起落落。刚开始说‘太好了，应该严厉处罚’，但后来报道一出，受害者说‘又让我想起了当时所遭受的残酷经历，又去了医院。还不如不被抓就好了。’另外，看到（赵主彬）参加志愿活动，学分也很高的新闻后，还担心‘如果以后成为模范囚犯而提前出狱怎么办’。”
其他秘密聊天室运营者因嫉妒“0000房”规模庞大而对其进行了举报
11月，《韩民族日报》报道称，“仁川有9千名高中生加入的Telegram聊天室，销售儿童青少年性剥削视频”，这是举报Telegram性剥削视频的第一个报道。25日，记者采访了两位记者的采访过程和感想。
——首次报道于11月11日发布，25日起连续四天发出策划报道。开始是举报？
金完说：“后来才知道，第一个举报是其他Telegram聊天室运营者心生嫉妒而做出的“狙击”行为。我们最初报道的秘密聊天室‘官方链接（Link）0000房’是共享性剥削视频和照片链接的门户一样的‘枢纽’。因为这个房间太大了，其他聊天室运营者为了牵制其规模才举报的。世界上最可怕的惩罚是公开身份。举报人以‘0000房’运营者留下的‘今天的伙食菜单有什么’之类的聊天留言为线索，查看该地区初中和高中的伙食菜单后，最终锁定‘0000房’运营者的身份。为了确认举报内容进行采访时，面对的是Telegram性剥削视频制作传播这一无法想象的世界。一天24小时，Telegram秘密聊天室里不断有留言出现。复制群、衍生群等每天都有数十个聊天室被创建并消失，在采访时，挂着N号房名字的聊天室有数百个。”
——有什么留言？报道中还用了“感觉要吐了”这样的表达……
金完说：“无法用语言表达。完全是人性毁灭的现场。把女性看做是物品、性对象，对于把女性当成从属物、支配女性毫无罪恶感。把女性当作强奸对象，我差点吐了好几次。尤其是赵主彬上传的内容都是如此。最让人好奇的是，会员们为什么要等待，为什么要赞扬。就是这样去满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对女性的）支配欲望。似乎也有共犯的快感，看着他们欢呼，又一次作呕。没有起码的道德或羞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吴妍书说：“虽然知道性剥削是犯罪，但是在这个telegram聊天室里的成员想的是，对她们（受害者）做的不是犯罪，她们来就是为了钱，承认自己是奴隶，所以不会报警。所以他们认为威胁玩弄不是犯罪。在抹杀人类人格的现场，数千名男性为犯罪欢呼，乞讨着更高尺度的视频。”。
吴妍书说，虽然有很多时候会被吓到，但恐惧感却在意外的瞬间涌上心头。“当时我看到了地铁站洗手间里女性来回走动的非法拍摄视频。我当然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实际拍摄的东西。想着‘原来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啊，原来我也可以成为受害者啊’边看边打起寒战。与受害者通电话采访她们的遭遇，第二天看到了与她们的描述相似的视频。即使举报并要求删除，Telegram聊天群里仍然在传播着这些视频。这本身也是一个打击，但是采访受害者的我在看那个视频，我非常苦恼，是不是我变成了加害者。”
《韩民族日报》报道后，N号房用户增加
最初的举报报道和追踪N号房、博士房等性剥削形式和结构的连续策划报道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新闻界异常地沉默。在BIG KINDS注册的54家媒体中，截至2019年12月报道N号房事件的媒体只有《韩民族日报》。2020年以来，SBS电视台的《好奇的故事Y》、国民日报的《潜入n号房》等后续报道陆续出现。
金完说：“这是因为韩国社会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在网络上，性剥削视频一直都有，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讨论对通过Telegram等进行性剥削犯罪的处罚法案）的讨论水平如此，媒体和调查机关的认识也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单纯的想法没有解决网络性剥削视频传播问题，而是让互联网自诞生以来一直走到了这一步。”
——虽然曾出现过“SORANET事件”和“梁振浩网络硬盘事件”等关于性剥削视频传播过程的社会问题，但从未严惩过。特别是Telegram在国外有服务器，可以隐藏身份，因此无法进行调查，这已经成为定论。
吴妍书说：“警察调查态度消极是事实。因为犯罪太残酷，所以要求安排女性调查官，但调查官说没有。Telegram犯罪很难被抓住，受害者去到警察属也只是把电话号码写下来就走了。警察要求提供证据，但Telegram秘密聊天室3秒钟就消失不见了，这容易吗？特别是，受害者自己截图自己的裸照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来到警察署的受害者只能再次犹豫是否举报。如果去女性组织举报的话，就说受害人要亲自来，否则也不给受理。”
金完说：“警方也对网络性剥削调查感到郁闷，认为‘只有付出没有收获’。因为两三四个月每天24小时一直要监视Telegram聊天室，即使这样抓到犯人，如果是初犯，也会以缓期执行或罚款的形式结束。也就是说，没有投入调查人力的动力。”
——调查报道之后Telegram性剥削视频的传播是不是收敛了？
金完说：“第一次报道出来的时候，用户分散了，说Telegram要倒闭了。之后只有《韩民族日报》断断续续地进行报道，反而用户有所增加。用户们说看了《韩民族日报》就来找博士房，博士兴奋地开设了更多的聊天室。聊天室的入场费提高到200万韩元，还说只要人肉出《韩民族日报》记者的身份，就可以免费进入博士房。实际上我的个人信息被窃取，连孩子们的照片也被传播出去了。有人威胁说‘我要让你在路上时时刻被周围关注’，有人嘲讽说‘（为了像博士房一样获得人气）也请报道我的聊天室’，还有把我描绘成垃圾记者的漫画。感到挫折感和无力感，还反复琢磨，难道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吗？”
吴妍书说：“最重要的是，我对受害者感到很愧疚，所以很疲惫。加害者们逍遥法外，这样下去是不是真的抓不到，那受害者们要怎么办。报道后，也没有多少受害者打电话求助。只有刚开始收到三四条求助信息。最后，我叹息道，难道我们的报道什么作用也没有吗？而且，博士还在传播受害女性照片时，打上了“韩民族日报报道受害者1”、“韩民族日报报道受害者2”的水印。这是为了向我们施压，说如果继续采访，就会有更多的受害者被公开。”
将女性物化却没有罪恶感
——这也成为了理解受害者为什么会遭受性剥削的契机。
金完说：“威胁受害人，用时不到3个小时。即从第一次接触到让她们拍摄性剥削视频，用时不到3个小时。是在某天上午或下午恍惚之中发生的事。受害者是弱势女性，她们生活困难，只能靠上传裸照赚钱，处境艰难。面对深谙这一环节的博士，她们只能输掉自己。个人信息被窃取，视频被公开，完全陷入无力感。”
——但赵主彬还是被捕了。怎么做到的？
金完说：“我认为这是年轻女性的力量，她们参加了国会国民动议请愿，一直努力把这个问题诉诸公论。我们的报道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差点只剩下警方调查组的孤单斗争。但是，20多岁的女性向国会提出立法请愿，女性读者较多的小媒体不断提及此事，成为了该问题的原动力。以2019年为准，Twitter上提及最多次的词条是“N号房”，仅次于公调处（高层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有很多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急切而不断大声疾呼。”
走在在实践最前沿的女性是最先报道Telegram性剥削犯罪的大学生采访团“追踪团火花”。去年7月，她们发现儿童、青少年被剥削视频通过Telegram共享的事实后，以会员身份潜入秘密聊天室，对聊天室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监控。确认性剥削受害事实后，他们把资料一一收集起来，并报了警。2019年9月，新闻通信振兴会刊载了题为《贩卖未成年人淫秽物？》的报道。《韩民族日报》也在接到有关Telegram聊天室的举报后，于10月开始采访，确认了该报道，并得到了“火花”的协助。最重要的是，地方警察厅接连检举网络性犯罪者的过程中，她们收集的资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2月，Telegram性剥削举报项目“ReSET”启动，在敦促解决网络性犯罪的国会国民同意请愿中，得到了10万人以上的支持。吴妍书说：“年轻女性之所以站出来，一方面是因为她们对加害行为感到愤怒，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害女性勇敢的表白打动了她们的心。在Telegram聊天室里，个人信息被公开，还有人追到家里进行威胁。在恐惧和不安的情况下，受害者们还是接受了采访。有的受害者已经逃到朋友家，但她也没能告诉朋友自己的遭遇。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她们依然勇敢站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这才是她们的出发点啊，后来才明白过来。”
受害者照片上有《韩民族日报》水印
——担心会不会像过去那样，再过一段时间就不了了之了。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金完说：“博士不是唯一邪恶的恶魔。虽然他犯下了残酷的罪行，但韩国男性从小时候开始就熟悉性剥削文化，并对其毫无排斥感地成长，这才是使这一罪行成为可能的基础。这才是博士房和N号房得以存在的原因。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全部被抓起来。我们从未严惩过网络性犯罪。如果现行法律不能把他们抓起来，就应该制定特别法，包括会员即‘观看者’在内，都要进行处罚。这个行为是犯罪，要让所有人铭记于心。”
报道发出后，金完接到了熟人的电话。熟人告诉他，在有男高中生孩子的母亲之间，从几个月前就开始流传要确认子女的手机是否安装了该软件的说法。事实上，2019年初Telegram N号房诞生时，Telegram在谷歌应用商店排名非常靠前。当时流入的用户人数在30万至50万之间。“不能让很多十几岁的青少年把女性物化，不能让他们觉得，即使把女性看成犯罪对象，也什么事不会没发生。”
吴妍书说，她访问了介绍如何应对“儿童青少年性保护相关法律”的博客，感觉好像背后被捅了一刀。本以为会有类似“如何删除N号房记录”的问题，但在其他地方看性剥削视频的人却在发帖要求同意N号房的国民请愿。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和N号房和不同，与N号房划清界限。“有人问‘在谷歌硬盘上看过儿童青少年（性剥削视频），但都删除了，没有事吗？’有人回答说‘现在只有N号房是对象，我们没关系’。很多人主张‘因为我们没有留下痕迹，所以不会被抓到，所以不是犯罪’。所以我认为，先不要计较刑量，应该让他们接受警方的调查，至少留下记录。应该从这个开始。”
郑恩珠 记者
编者注：讲述Telegram“N号房”性剥削事件的Netflix纪录片《网络地狱：n号房现形记》不仅在韩国国内，在海外也备受关注。以《网络炼狱》全球上映为契机，介绍此前《韩民族日报》有关“在Telegram上传播的性剥削”的主要报道，以此呼吁社会关注网络性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