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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韩日历史问题如何了局?

日本前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左)和前首相村山富市。 (图片来源:东京/法新社 韩联社)

日本对韩国有一种很浓厚的认识,认为韩国是“不守承诺的国家”、“已经给了道歉和补偿还继续要求的国家”。2018年在日本东京的时候,记者去看过一个大学主办的讨论会。记得某日本教授在谈论强制动员和“慰安妇”问题时就说过(韩国)总是要求道歉,并使用了一个“受害跟踪骚扰者”的措词,让记者感到吃惊。当时,有位韩国教授也作为发言者在座。

日本社会的氛围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两国1965年签署过《韩日请求权协定》,2015年有达成过一个韩日“慰安妇”协议。另外,日本政府的确也曾多次道歉,包括承认征用“慰安妇”的强制性的“河野谈话”(1993年)、就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道歉的“村山谈话”(1995年)、承认殖民统治非法性的“菅直人谈话”(2010年)等。但是从根本上动摇这个道歉的也是日本政府。

前首相安倍晋三继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后,2014年提出作为河野谈话依据的“慰安妇”受害者调查存在问题并开始对此进行验证。数月的验证没有找出足以修改谈话的证据,却依旧吹毛求疵地说什么“措辞是韩日协调过的”, 强调该谈话是政治妥协的结果,为否认动员“慰安妇”的强制性或日本政府责任的右翼势力造势。

日本歪曲历史不止于此。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和强制动员的叙述正在被删除。2019年,在日本最大的国际艺术节上展出的“和平少女像”,由于右翼的恐吓和日本政府的帮衬,3天后被迫停展。日本在明确地告诉人们,即使作为艺术作品,“少女像”也不能在日本土地上出现。记者清楚地记得,去年10月,日本政府针对德国市民社会立起的少女像全方位施压要求拆除。日本对旅日韩人等的“仇恨言论”依然存在。

就是这样一个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宣称“一切都结束了”,要韩国什么都不要再说。两次协议和历届首相的谈话只是被拿来“封口”,以免露出自己的历史污点,可是这个问题怎么结束得了?

内田雅敏律师正在为解决日本战争责任和强制动员问题而奔走,最近他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表示,韩日要和解需要三个前提:加害者承认事实和责任并进行道歉,作为证明作出金钱补偿,把问题告诉后人以免重犯复错误。他特别强调说,如果没有第三个,第一、第二个协议就毫无用处。

汉阳大学文化人类学名誉教授郑炳浩致力于强制动员受害者遗骨发掘工作20多年,并主导韩日学生参与的东亚共同研讨会,他也在去年11月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说:“东亚虽然经济依赖关系加深,但仍然壁垒高筑。对历史缺乏最低限度的共同认识,这种情况下功能性和肤浅的接触反而可能助长彼此的偏见。”

金绍延 驻东京记者

历史问题并不因为韩日政府达成了外交协议而就此结束。围绕有加害有被害的历史问题,要形成“最低限度的共同认识”以“传给后人”,两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记者认为,当承认历史问题不能轻易说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找到解决的线索。

金昭延 驻东京记者

韩語原文: http://www.hani.co.kr/arti/opinion/column/9819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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