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振旭 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韩国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180席的巨大权力，但时隔百日舆论却发生急剧变化。Real Meter的民调中，对总统国政运作的负面评价大大超过了正面评价；韩国盖洛普的民调中，正面评价也降至30%左右。政党支持率方面，未来统合党也在超越或紧追民主党。
比支持率数据重要的是质变，不仅流动性的无党派阶层和20～50多岁群体，作为执政党核心支持基础的30～40多岁群体和年轻女性群体也大批离去。这种现象，即使在“曹国事件”达到顶峰的时候也没有发生过。所有这一切都是2016年弹劾政局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局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解释说，这是接连发生楼市暴涨、朴元淳市长事件等“不利因素”所致。也有人指出，这是因为执政党凭借多数席位独断专行，拒绝与在野党进行协商治理。都有道理，但都不够充分。楼市暴涨虽然是严重的问题，但并不是国会选举后才发生的现象。朝野协商治理固然不错，但过去并没有因为不搞协商治理而导致支持率暴跌。那么，目前的舆论动摇究竟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这是两种力量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果。一个是执政党变数：拥有巨大权力后，给人的印象是不致力于改善民生，而是一味看铁杆支持层眼色，凌驾于国民之上。另一个是在野党变量：保守在野党通过改变议题、话语、斗争方式的同时，试图扩大支持层。在这两种情景同时出现的情况下，民心发生了巨大动摇。执政党不应回避现实或一味自我防御，而是应该问自己犯下了什么错误，并倾听人们的意见。
首先，过分专注于缺乏大众关注度和共识基础的政策。例如“韩国版新政”，本来具有获得广泛支持的潜力，但包括数字新政在内的各种产业扶持政策并不是多数国民的利益关注点。检察改革政策向来关注度高，但这个议题的支持层是有限的。在Media Research和R& Search等机构最近的调查中，对法务部长官的做法做出正面评价的受访者也占到了30%以上。开放韩国党也是因为在2004年国会选举中取胜后埋头政治改革，失去了除铁杆支持层之外的大部分支持者。
行政首都迁移和将亲日派从国立公墓中移出等与当前的民生危机相去甚远，突出这些热点也加速了支持率下降。这些政策不仅极具争议性，更大的问题在于，在新冠疫情危机和楼市问题导致民心汹涌的时候，它们由执政党发起，从而持续引发意想不到的争议。人们都在惊呼“工作丢了”“房价疯了”，柄政们却呼吁迁都迁墓，这使国民认为没有受到尊重而产生愤怒。
当然，政府与执政党也在推进多项重要的民生与福利改革方案，可问题是，新制度落地并惠及国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例如，为引进伤病津贴制让人们在生病时可以得到休息，政府计划2021年委托第三方研究，2022年面向低收入阶层搞试点，而全民就业保险制预计要到2025年才能完成。
这些政策固然很重要，但对许多国民而言，这些政策眼下感受不到。很可能是现政权作出政策努力，而其政治成果要到下届政权时期才能收获。因此，在积极地应对不稳定的国民阶层当前状况的同时，还要深入思考可放大到政治支持的方案。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加强公共医疗。韩国的公共病床数量仅占总数的10%，而澳大利亚为69.5%，法国为62.5%，德国为40.6%。韩国盖洛普6月份的调查显示，94%的受访者支持官方负责医疗服务和扩大国立及公立医疗机构。当前，新冠疫情再次扩散，传来了没有病床的可怕消息。这时，如果政府强力推进扩大公共医疗，难道会得不到国民的巨大响应吗？
美国政治学者谢茨施奈德留下一个著名命题，叫做“新政策创造新政治”。政策不仅是针对老问题的处方，而且是打开新政治的战略。国会选举前，执政党集中力量于应对新冠疫情这一国民关心的问题，从而取得了巨大胜利；国会选举后，也要以贴近国民生活的政策获得民心，才能实现更深呼吸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