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直在等待运动分裂
关注韩美日同盟而非解决战时性暴力问题
日帝末期所犯的战争罪行中，开办“慰安所”有着特殊地位。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或马尼拉大屠杀、虐待来自美国或英国的联军俘虏，大都是针对一个或几个特定国家公民的行为，那么，在殖民地乃至占领区的强制性性剥削，其受害者则是世界各国的女性。一般认为有一半是朝鲜人，但也有中国人、荷兰人和澳大利亚人，简直就是针对国际女性的犯罪行为。战时性暴力本身伴随着战争，但近代军队有组织地管理的监禁式性剥削，除了日军之外，在近现代史中很难找到。因此，“慰安妇”受害者的历史是特别的。
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大国”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因“慰安妇问题”在国际上的凸显而“萎缩”。因为“慰安妇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普遍的话题。美国直到今天仍像个宗主一样在安全、军事方面“管理”着日本，但美国众议院也在2007年通过一个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者道歉。日本仍然非常重视欧洲的舆论，而欧盟议会在2007年也通过了一个类似内容的决议。20世纪90年代以来，“慰安妇问题”借着提高性别意识的国际大趋势，引起了大众的强烈反响，以至于被认为是日本最重要合作伙伴的美国、欧洲一提到“战时日本”，首先也会联想到“性奴问题”。对于日本的右翼执政势力来说，这一点令其非常紧张。
在使日本执政右翼如此紧张的多个运动团体中， 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挺对协）、正义记忆连带（正义连）在国际上的活跃最为突出。运动初期，挺对协活动家往往试图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将“慰安妇”受害者重塑为“大韩民族的纯洁女儿”，那时，日本执政阶层并不怎么担心，只需要动员制度圈知识分子，包括部分已经成为主流的“女权主义”学者，适当批判韩国民族主义，指其将女性主体性从属于“民族”而强调“纯洁”。运动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日本采取那样的应对战略正是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但是不久，韩国运动家的话语升级了。他们聚焦于普遍“女性”的人权，而不再是具有强烈家长式语感的“民族的女儿”，进而寻求与所有日军受害者实现国际大联合。更进一步，表现出了去民族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一面，将韩国军队在越南的性暴力问题等本国犯罪作为问题提出。这项运动如今已经让全球认识到“慰安妇问题”是世界上的主要人权问题，把日本右翼逼入守势。批评“韩国民族主义”很容易，但他们没有应对普遍主义以及人权问题的对策。
他们顽固地妨碍在世界各地竖起少女像，只是在等待时机来临。他们在等待着运动内部分裂给他们提供攻击口实的那一刻，就像这次一样。最终，那个时刻到来了。当然，这场分裂的责任首先应由运动的领导人承担。最重要的是要等对“争议”的调查结果，但各种问题已经清楚地暴露出来，包括与“慰安妇”受害当事人缺乏平等沟通、运动团体内部的霸道态度、组织运作不成熟等等。市民团体今后要把这些问题当作话题，认真思考更加民主、平等、透明的运动方式。市民运动领导人步入政界是否有助于运动，也应该进入集中反省之列。一个运动名人成为制度圈政治家的那一刻，整个运动就会有卷入政治斗争的风险，莫如从外部向政界施压，要求恢复受害当事人人权，这可能是更好的运动战略。
运动家们暴露了这些值得攻击的弱点，但目前的攻击绝不是为了“慰安妇”受害者。今天对正义连发起猎巫式攻击的保守媒体，理念上和现实上不少方面与日本执政右翼相近，所以从未在意过如何解决战时性暴力问题。
他们所希望的，以及暗中支持他们的日本保守媒体所希望的是，干掉运动势力这个“眼中钉”，专心针对中国或朝鲜，加强美日同盟，而没有“历史问题”的“负担”。笔者认为，主导猎巫的人们的真正意图与女性人权、和平相去甚远，即使目前遭受集中轰击的运动势力存在内部问题，显然也有必要支持他们。
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