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善嬉 评论员室室长
1983年2月8日，三星集团会长李秉喆在日本东京大仓饭店给亲家、《中央日报》会长洪璡基打去越洋电话。“不管别人怎么说，三星都要做半导体，请把这件事公之于国内外。”这就是“2•8东京宣言”。没过几天，现代集团会长郑周永也宣布成立现代电子，即SK海力士的前身。当时，半导体产业由美国和日本主导，投身其中近乎一场豪赌。两位杰出企业家的决断，由此拉开了韩国半导体神话的序幕。
成就这段历史的另一个主角同样不应被忽略。韩国政府于1981年制定《半导体工业培育详细计划》，并通过国家主导的研发项目、大规模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全力扶持半导体产业。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日本超越美国，崛起为存储芯片市场的强者。美国开始对日本半导体加征高额关税，1986年，日本最终与美国签署《美日半导体协议》，限制DRAM等产品对美出口规模与价格，同时扩大美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市场的销售。该协议与前一年达成的《广场协议》一道，成为美国遏制日本、压制其挑战美国“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地位之势的手段。20世纪80年代，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中有六家来自日本，分别是日本电气、东芝、日立、富士通、三菱电机和松下；如今，这些企业已无一家跻身前十。日本留下的空缺，则由韩国填补。
SK集团会长崔泰源本月15日在记者座谈会上表示：“我担心半导体价格降不下来，担心它还会继续上涨。”崔泰源担忧的是所谓“芯片通胀”，即半导体涨价继而带动电脑、手机等产品价格上涨。他说：“一旦芯片通胀愈演愈烈，我们肯定会受到地缘政治冲击。这将重演日本当年的遭遇，尤其是美国和中国恐怕都不会放任不管。”他所说的“日本当年的遭遇”，或许正是指《美日半导体协议》。当然，如今的情况与40年前有很大不同。当时的问题，是价廉质优的日本半导体挤压了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如今的问题，则是全球供应短缺推高了半导体价格。
不过，从美国的立场来看，40年前与今天所担忧的问题并无二致，那就是美国可能不得不依赖外国制造的半导体以及设在海外的半导体生产设备。40年前，那个外国是日本；如今则可能是韩国和台湾地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半导体就已是与原油同样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在人工智能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其重要性更不言而喻。“半导体国家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美国的选择是，一方面扶持英特尔、美光等本土企业，另一方面施压三星电子、SK海力士以及台积电（TSMC）在美国建设半导体工厂。
美国可以动用的杠杆很多，包括安全筹码、关税和技术制裁等。就连20世纪8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的里根政府，也曾向日本挥舞报复性关税大棒；如今高举“美国优先”旗帜的特朗普政府，更是什么手段都有可能使用。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今年1月已经表示：“所有想生产存储芯片的企业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缴纳100%的关税，要么在美国生产。”沉寂一阵后，他本月9日再次放出话来，称“希望把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带到美国，让它们建设生产设施”。虽然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已分别在美国建设晶圆代工厂和封装厂，但这恐怕意味着美国仍不满足。
崔泰源表示：“我们正尝试在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具备条件的地方建厂。”如果半导体产业结构性的长期繁荣得以延续，或许还能在龙仁、湖南和美国“皆大欢喜”地分头建设晶圆厂。然而，一旦半导体需求在某个时点骤然降温，市场进入供过于求阶段，韩国与美国之间也可能上演一场零和博弈。
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还能持续多久，会不会出现令现有半导体失去用武之地的颠覆性创新技术，中国半导体产业又会追赶到何种程度——韩国半导体产业需要警惕的风险远不止一两个。但最需要防范的，还是仍居世界最强国之位的美国。即便已经显露衰落迹象，美国依然拥有贯彻自身意志的力量和手段。韩国必须密切关注，美国究竟会打出什么牌，又将如何搅动整个棋局。
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韩国只能一面继续努力保持技术优势，一面谨慎前行，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战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必须像参加两人三足比赛一样协调一致。40年前如此，今天亦然。若想避免遭受地缘政治的重击，就更应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