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善嬉 评论员室室长
人们常把重视“能力主义”（meritocracy）视为当下青年一代，或二三十岁群体的主要特征之一。能力主义主张，任何人都应凭自身努力和实力获得财富、名誉等社会回报。事实上，能力主义不仅为二三十岁群体所认同，也是在韩国社会跨世代广泛接受的一套价值体系；放在更大范围看，它也可以说是支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理念之一。
但2026年的韩国青年面对的现实，或许并不是能力主义支配的社会，而是“继承主义”（inheritocracy）力量愈发强固的社会。按英国学者伊丽莎·菲尔比的定义，所谓继承主义社会，是人生机会取决于“父母银行”（the bank of mum and dad，即父母为子女提供有形和无形经济支持的安全网）的社会，是家庭财富成为个人成功催化剂的社会。严格地说，如今已成为社会中坚的一代，当年也未必能完全摆脱父母经济实力的影响。问题在于，这种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的人生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开。
教育机会平等本是能力主义得以正常运转的核心机制，但这一机制早已失灵。韩国银行估算，收入前20%家庭与后80%家庭之间的顶尖大学升学率差距中，有75%并非来自学生潜力差异，而是“父母经济力效应”的结果。在韩国社会，学历决定职业，职业又奠定一生收入水平的基础。
“父母银行”发挥威力的第二阶段，是资产形成阶段。过去30多年里，房地产价格几度呈阶梯式飙升，如今想在首尔和首都圈买房，已经成了只有把个人储蓄、贷款和父母资助合在一起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今年第一季度住房购置资金筹措计划书看，用于购买首尔住宅的赠与、继承和其他借款（家庭成员之间的借款等）资金达2.633万亿韩元，比去年增加63.9%。近年来，股票也成为资产积累的重要手段。如今在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上，很容易看到大学生发文称自己靠股票赚了大钱。有些大学生为了挣学费、生活费和房租，不得不从学习时间中挤出时间打工；也有大学生的上述开销全由父母承担，自己的打工收入拿去炒股，甚至连股票投资本金也由父母提供。资产形成越早开始，在人生周期中越有利，因为之后的人生还有足够长的时间让雪球继续滚大。归根结底，这意味着父母的早期赠与变得重要。
继承主义的闭环，顾名思义，完成于“继承”。当今天的二三十岁群体步入五六十岁时，随着婴儿潮一代父母离世，能继承多少资产，将使这一代内部的差距再次拉大。
大约从2010年前后起，韩国社会有关“青年世代”的讨论曾间歇性爆发，最近“青年”又重新站到公共舆论场的正面。一个契机是6月3日地方选举中的“选票纸不足事件”。二三十岁群体对此表达强烈愤怒，总统则表示这种反应“非常宝贵，值得尊重”，对他们的愤怒予以认可。另一个契机是，曾沉醉于半导体超级繁荣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暴涨的韩国社会，以三星电子有关绩效奖金的罢工事件和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中（事实上的）失利为节点，开始迅速把目光转向繁荣背后的另一面，即两极分化加深的问题。而在所谓“K字形经济”底部的多个群体中，青年被视为代表性群体。
随着“如果不能挽回二三十岁群体的心，共同民主党在2028年国会议员选举、2030年总统选举中也难以取胜”的悲观预测接连出现，政府和执政党的动作也忙了起来。总统李在明近来明显增加了对“青年”的提及，还说“青年世代是最大的边缘化群体”。政府预计将以半导体产业带来的税收扩大对青年层的支持，执政党内部也有人表示将推动新设专责青年事务的部门。
过去10多年，历届政府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青年政策，社会经济条件也发生变化，但青年一代内部差距持续扩大。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继承主义不断强化。因此，政府政策也应聚焦于如何最大程度缩小因“父母银行”余额不同而形成的青年起跑线差距。面对人工智能浪潮的就业对策是基本前提，还必须拿出横跨金融和房地产两大领域的资产形成支持方案。大学学费免费化和大学生住房费补贴也应列入讨论。政策设计的出发点不应是为了眼前提升已经下滑的总统和执政党支持率，而应是带着时代使命感，防止威胁共同体整合的裂痕继续扩大，减轻多数青年人的不安与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