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大 前正义党议员
在关注法院的内乱审判逐渐进入尾声之际，我们却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两年前的 12 月 3 日，那个所谓的 “内乱之夜”，前往国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和媒体机构的首都防卫司令部、特战司令部、防谍司令部、情报司令部的戒严部队，无一例外都处于 “匿名化” 状态 —— 他们摘掉了部队标识和个人姓名牌，戴上了面罩和头套。首都防卫司令官李镇雨、特战司令官郭种根、防谍司令官吕寅兄以及情报司令官文相浩，从预谋戒严阶段就对着装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并在实际宣布戒严后的第一道指令，就是佩戴面罩、身着执行特殊任务的黑色制服。
这的确反常。如果国家实施戒严是为了维护秩序和公共安全，那么行使公权力的机构理应公开身份。在民主国家，警察佩戴姓名牌和徽章、使用执法记录仪，目的只有一个：让民众能够识别权力，并在事后追究责任。然而，当晚的戒严部队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 —— 隐藏身份、遮蔽面容、销毁记录。这并非偶然或临时的举动，而是一项早在预谋阶段就已精心策划的 “匿名化战略”。即使在过去的 5・16、12・12、5・17 等戒严事件中，也难觅如此彻底的隐匿策略。
对于“他们为何隐藏自己”这个问题，笔者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答案：那便是今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和边境巡逻队。社会学家和政治学者将这些组织视为分析案例，认为其体现了军事暴力逻辑正渗透到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刑事司法体系。其核心在于军事化与匿名化的结合。观察近期美国内陆城市的移民执法现场，执法人员常用面罩或口罩遮脸，穿着难以辨识所属机构的战术服或便装并套上防弹背心，对民众进行盘查与压制。此时民众感受到的恐惧，并不仅仅源于对方武装，更来自“无法知晓对方是谁”的不确定性，以及面对身份不明的武装权力时的感受。
匿名化并非简单的保护措施，而是一种规避责任的技术。事实上，在明尼阿波利斯对民众实施致命枪击的边境巡逻队员身份，至今仍未查明。面罩、无名牌、模糊的标识——这套组合在结构上使得事后追责几乎不可能。这不是偶然的滥用权力，而是制度性纵容下的无责任架构。尹锡悦的戒严部队与美国移民执法人员之间，还存在另一个决定性的共同点：行踪的彻底隐秘化，即记录的缺失。韩国的戒严部队在那晚连最基本的作战日志都未留下，手机通话记录也被删除。现场指挥官的执法记录仪因“忘记开启”而未能运行，联合参谋本部的战术指挥控制系统也未记录戒严部队的移动轨迹。国家权力有意抹去了自己的足迹。在消失的记录中，韩国戒严部队成了“幽灵军团”。美国的情况也颇为相似。移民执法过程中发生的暴力场景，几乎无一例外是靠民众用手机拍摄才得以公之于众。执法人员佩戴的执法记录仪，异常地没有拍到任何影像。
每当执法现场发生冲突，一种固定模式便会反复上演：一旦民众试图拍摄，执法人员便感到“受威胁”并暴力回应。这实质上是试图留下记录的民众与惧怕记录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
这一幕并不陌生。戒严之夜，国会前也曾上演同样场景。尽管戒严部队在人数上占据压倒性优势，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民众和记者手中那数百部手机。记录抑制了戒严部队的暴力，也将匿名的权力重新拽回了现实的责任框架之中。韩国戒严的挫败，并非因为军队软弱，而是因为公民的记录能力更强大。正是在这里，韩国与美国走上的是不同的道路。韩国的民主在危急时刻，凭借公民的力量得以恢复。而美国的民主，则正滑向一个更为绝望的境地。在美国，针对民众的准军事暴力已经结构化、制度化，并正通过预算和人员的扩充而日益蔓延。当战场的逻辑侵入学校、停车场和住宅小区，这个国家的民主已然病入膏肓，恢复希望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