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
新年来临前夕，笔者短暂造访芬兰。因战事阻隔，难以返回故乡圣彼得堡，笔者常选择在挪威与俄罗斯之间的折衷地点——芬兰，与定居在此的母亲见面。在芬兰，笔者偶然与一位看似普通的二十多岁青年交谈，他的言论令笔者颇为震惊。
这位外表温文的青年，竟怀有极右翼信念。他强烈反对非西方移民入境，视他们为“潜在的罪犯”。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常将这类排外民族主义称为“小资产阶级”，但这名青年与小资产阶级毫无关系——他只是一名高中学历的劳动者。他所支持的极右翼政党“芬兰人党”，同样受到许多芬兰年轻男性工人拥护，在上次大选中获得了20%的选票。
与这位青年交谈时，笔者思绪万千。笔者联想到上届美国大选中，获得 66% 白人高中学历工人支持的唐纳德・特朗普；也想到近在咫尺、在就业困境下部分韩国贫困青年男性参与的极右翼 “厌中” 集会；更追溯到历史深处，想起那些记录 1931 年 “万宝山事件” 的书籍与论文 —— 那场被视为韩国历史上最恶劣的集体迫害（类似于沙俄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当时参与屠杀中国人的朝鲜人，多半并非 “小资产阶级”，而是失业者或四处漂泊的 “自由职业者”。 “集体迫害”一词，让笔者想起母亲讲述的祖父的往事。早已逝世的祖父年少时生活在今日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他曾亲眼目睹 1917 年俄国革命前夕当地发生的犹太人遭屠杀事件，而参与暴行的斯拉夫族人，同样是普通的贫苦工人。
屠杀犹太人，绝不可能改善沙俄底层民众的赤贫状况。恰恰相反，掌握资本和技术的犹太人为了躲避迫害逃往美国等地，反而使俄国经济遭受更大损失。对于在1931年因大萧条遭受重创的朝鲜工人而言，中国人的离去也未能带来任何实际利益。诚然，短期内就业机会可能增多，但当时在朝鲜的中国人仅有约 7 万人，数量太少，难以产生显著影响。如今，“厌中” 集会导致中国游客锐减，最终只会导致零售、住宿和旅游业就业机会减少，对韩国经济和社会弱势群体毫无益处。投票支持特朗普的白人高中学历工人，已经因高关税引发的通货膨胀而备受煎熬。在芬兰从事低薪服务业的非西方移民，也为包括那位极右翼青年在内的芬兰人所享有的富裕和福利做出了切实的贡献。从阶级利益角度来看，极右翼排外主义只会带来损失，那么，为何客观上属于工人阶级的部分青年男性会深陷其中？
从历史经验来看，包括工人在内的大众群体中排外主义蔓延通常有三个条件。第一，社会危机和不安必须被民众真切感受到。革命前夕的沙俄、深陷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当今欧美和韩国，以及大萧条时期的朝鲜，都属于极度动荡的社会。
第二，当某个特定群体经历社会经济地位的显著下降时，其成员转向排外主义的风险会大大增加。美国白人高中学历男性工人就是典型例证。过去 60 年里，美国制造业高中学历工人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而主要大城市的房价却暴涨数倍。随着去工业化浪潮的到来，昔日的大型工厂纷纷倒闭，曾经的制造业工人及其后代不得不转向条件更为恶劣的服务业。作为白人男性，他们不得不为薪资更高的非白人或女性大学毕业生提供服务，这种社会地位的丧失让他们感同身受。这正是他们成为特朗普坚定支持者的原因。韩国的 “20代男”（指 20 多岁的男性），作为韩国现代史上第一代可能比父辈更贫穷的群体，也感受到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他们眼看着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过去被他们轻视的中国人如今以 “前来花钱消费的游客” 的身份出现，逐渐将自己视为被时代抛弃的人。
那么，经历集体性地位下降的青年男性，为何不将不满发泄到社会上层，反而将矛头指向其他种族群体？这就涉及排外主义蔓延的第三个条件：当一个社会的官方话语被 “国家” 或 “民族” 叙事主导，且媒体或明或暗地煽动排外情绪时，极右翼思想便会迅速蔓延。如果《东亚日报》等媒体在创刊之初没有将旅居朝鲜的中国人贴上 “朝鲜人的竞争者”、“鸦片走私犯” 等 “潜在罪犯” 的标签，“万宝山事件” 或许就不会发生。同样，如今保守媒体将中国定义为 “竞争对手” 而非 “合作伙伴”，视中国为 “威胁” 的论调，与 “厌中” 情绪的泛滥绝非毫无关联。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残酷现实：即使在学校里认真开展人权教育的欧盟福利国家，以种族排外主义为基础的极右翼政党平均也能获得 25% 的支持率。而在福利体系薄弱、青年男性绝望情绪更为强烈的韩国，这一比例甚至可能更高。2025 年韩国大选中，74% 的 20 多岁男性选民支持强硬右翼候选人绝非偶然。如果不及时采取对策，这种趋势很可能会借助 “厌中” 情绪愈演愈烈。倡导民主主义和多元文化社会的舆论领袖们，面对那些看不到未来希望的人们，不应仅仅向他们灌输人权和宽容的理念，更应与他们一同探索摆脱新自由主义阴影的出路。否则，“厌中” 之类的社会病态现象只会更加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