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
2025年4月17日，时隔几个月，我再次踏上了思念的韩国土地。借复活节假期之机前来首尔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虽然重返韩国令我欣喜万分，但就在当晚，我看到了一则非常令人震惊的新闻。前总统尹锡悦的部分狂热支持者在举行完“Yoon again”（尹锡悦再次执政）集会后，前往建国大学附近的“羊肉串小巷”——那是一个主要由在韩华侨经营的商圈。他们在街头对居民叫骂，口出“滚回中国去”之类的恶言恶语，甚至引发骚乱。在冲突过程中，一家店铺的中国籍员工突感胸痛，被紧急送往医院。这一幕让人想起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时期曾出现的对华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如今却是在战后首次“再现”。
这种暴行与在日本四处活动的极右翼组织“在特会”（不允许享有在日特权的市民会）如出一辙。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本是帝国主义暴力受害者的后代，缘何会犯下如此行为？“在特会”的暴力源于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思潮，但韩国的“厌中”情绪，同样也有其历史脉络。进入近代后，朝鲜成为日本的侵略对象。曾作为地区宗主国的中国，在朝鲜近代主义者眼中成了必须摆脱的“落后国家”，是一种应迅速划清界限的“他者”。独立门象征的，正是从清朝统治中“独立”的愿望。此外，自1882年壬午兵变后，中国人开始流入朝鲜，开化派人士便将中国劳工的进入视为“落后文明的渗透”，主张要像美国人那样对待他们，甚至将这视为“近代人的美德”。
当时的舆论也不乏极端言论，例如：“清人到了文明国家仍不改其野蛮风俗，终不能与当地人融合，只能沦为最卑贱的人种。近年清人涌入朝鲜，抢走朝鲜人的工作和生意，使原本已脏的街道更加肮脏，还在朝鲜人面前吸食鸦片，对朝鲜百害而无一利……他们只是来赚钱，然后带着钱回国，这不就是吸血的水蛭吗？”
如果不是充满古语体，这样的言论放到今天，几乎与“厌中”传单无异。这段话出自被推测为徐载弼所撰的《独立新闻》1896年5月21日的社论。当时，一些自我同化于西方强权、特别是崇美倾向强烈的开化派人士，其对中国人的偏见与美国白人对华种族主义的立场并无二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也常将华侨商人与“鸦片走私”“人口贩卖”“违法行为”等负面标签捆绑，塑造成“危险又肮脏的人群”。1925年金东仁的小说《土豆》更是将中国主人公描绘成“性剥削并杀害韩国女性”的恶棍。这种认知框架通过文学与媒体传递给大众，成为一种“常识”，也成为1931年“万宝山事件”华侨惨案的社会背景之一。
然而，在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排斥与厌恶情绪之外，朝中之间的联合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同样是朝鲜的日报，当时对中国革命保持极大关注，像《阿里郎》主人公金山（张志乐，1905~1938）、中国革命杰出作曲家郑律成（1914~1976）等众多朝鲜志士，不顾安危奔赴中国革命前线，与中国同志并肩作战、同生共死，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后来成为朝鲜国家“核心力量”的金日成部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六师）也是由中国人和朝鲜人组成的联军。除了革命上的携手，朝鲜人与华侨之间在商业上的合作亦屡见不鲜。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朝鲜，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国际化的多民族社会。
这种排斥、团结与合作的“三重奏”在战后仍持续上演。直到1990年代，在反共宣传和朴正熙政权压制华侨商业活动等背景下，排斥仍是主流。但随着韩中建交，广阔的中国市场向韩国敞开，包括中国朝鲜族在内的数十万中国公民移居韩国，谋求共同利益的“合作逻辑”逐步成为主导。然而，自2017年美中对立升级、萨德系统部署引发争议以来，面对中国的强烈反弹，韩国保守阵营再度退回到1945年前的“排斥中国”模式，更严重的是，这一情绪还在媒体推动下逐步“常态化”。
对中国人的排斥与仇视，即便在1945年以前，也是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希望中国人与朝鲜人之间产生隔阂的，恰恰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当局。如今，韩国在美国霸权逐渐式微、世界局势愈发混乱的背景下，更应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而非排斥对象。包括已成为韩国社会不可或缺成员的中国朝鲜族在内的中国公民，理应成为团结与合作的对象。要实现这样的合作与团结，韩国知识界首先应对自身过往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认知进行反思。效仿美国的种族主义中国观、配合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当局挑拨朝中关系、将中国人妖魔化的韩国媒体历史，都应成为反省内容；对于“万宝山事件”等针对中国人的暴行，也应在教科书中有所呈现。治疗“厌恶”这一社会病的最佳良方，是直面历史事实，竭力防止侵犯人权行为重演，共同迈向以团结与合作为基础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