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
近期国际事件中，荷兰 “安世半导体（Nexperia）风波” 值得关注。安世半导体是一家总部位于荷兰的先进半导体制造企业，自 2019 年起由中国闻泰科技（Wingtech）运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崛起，对中国企业掌控欧洲半导体企业经营权一事颇为不满。或许是迫于美方压力，荷兰政府于去年 10 月紧急动用具有准戒严性质的《商品供应法》，强制解雇安世半导体的中国籍首席执行官，并强行接管公司控制权，上演了一出前所未有的戏码。实质上，这是动用行政权力强行控制一家位于欧洲的中国企业。
面对这一挑战，中国迅速反制。安世半导体总部停止向中国工厂输送晶圆，中国政府随即对在中国封装的安世半导体芯片实施出口管制。长期依赖这些芯片的欧洲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供应商顿时一片哗然。中国并未就此罢休，进而采取措施，直击被认为是事件源头的美国：扩大稀土出口管制范围，将境外使用中国稀土及相关技术生产的产品也纳入管制；同时，计划对高端锂离子电池和人造金刚石实施出口管制。人造金刚石是超精密半导体、激光、航空航天设备等领域的关键材料，美国所需的人造金刚石粉末，77% 依赖中国供应。显然，中国的反击精准命中了美国高科技产业的 “要害”。
中国政府的策略奏效。挑起 “半导体战争” 的美国及其附和者欧洲，不得不选择退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釜山会晤，达成了以美国削减对华商品关税、中国暂停稀土出口管制为核心的妥协方案。最终，荷兰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折中措施，暂时中止对安世半导体的接管。“中国胜出”，这是密切关注此事的欧洲专家们的一致判断。
中国之所以能在贸易战中胜出，原因很简单：进入 2020 年代中期，西方国家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首次失去了对 “其他世界” 的压倒性优势。诚然，美国的军事实力在短期内仍将保持 “世界第一”，但直接与拥有核武器的中国、俄罗斯、朝鲜开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世界第一的军事实力” 并不必然转化为对竞争大国的压制力。
美元依然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但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是德国的十倍，日本的三倍。中国与东盟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约 35% 的份额，超过了西方的约 32%。正如安世半导体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与中国 “脱钩” 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中国已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是包括韩国在内的全球 145 个国家（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70%）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无疑制约了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外交影响力。此外，在西方世界普遍支持下，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屠杀行径，进一步摧毁了西方的道德制高点。西方不仅失去了 “实力”，也丧失了 “道义”。
真正加速 “后西方世界” 到来的，是 1980 年代初以来中国（以及众多非西方国家）与西方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政策路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通过产业政策实现了先进工业的建设，并最终掌握了全球制造业的主导权；同时，通过有限的再分配政策，促进了社会融合。反观西方，以短期利润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制造业空心化、基础设施落后，以及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社会地位下降。在民主被视为国家认同核心的西方世界，对社会地位下降和相对贫困感到愤怒的民众，不再信任主流政治，转而将权力交给特朗普这样的极右翼分子，民主制度也随之瓦解。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肆意逮捕合法居留的外国人，让全世界都怀疑：“这究竟是民主国家还是流氓国家？” 导致西方整体衰落的新自由主义，最终也让西方引以为傲的民主只剩下空壳。
对韩国而言，后西方时代的到来，与其说是 “危机”，不如说是 “机遇”。尽管有人认为，美国奉行孤立主义以及国力整体衰退将导致 “安全真空”，但归根结底，韩国最终还是应该在自主国防的基础上，构建不依赖美国干预的地区安全框架。韩国对中国和东盟的出口额已经超过了对西方和日本的出口额，并且韩国的文化产品在非西方世界的销量也远超西方。拥有 “发展型国家” 模式经验的韩国，在必要时也有能力推行在后西方世界日益普及的 “国家主导型产业政策”。
问题在于，韩国也与西方阵营一样，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后遗症困扰。尽管在内乱政局中捍卫了民主，但在一个失去未来希望的社会里，民主很容易沦为形式。时至今日，韩国社会仍然充斥着与西方极右翼如出一辙的仇华情绪和阴谋论。包括内乱头目前总统尹锡悦在内，那些奉行反民主主义的极右翼分子，之所以能够在 21 世纪的韩国当选总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民生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在全球危机背景下，韩国民主制度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首先解决劳动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实现再分配正义，并建设福利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