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贤 评论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威胁正不断升级，甚至要求韩国“预付”3500亿美元（约合491万亿韩元）的对美投资。竟要韩国以现金形式支付这笔足以拖垮本国经济的巨额资金，简直是匪夷所思。此言或许意在向其核心支持者展示自己的实力与政绩，但却已导致汇率急剧飙升。
韩国政府曾表示，这3500亿美元将主要通过贷款和担保形式提供，但美国方面却毫不讲理，固执地要求必须采用股权投资方式。在纽约房地产市场和华尔街身经百战的特朗普及其“分身”（指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不可能不知道，在像韩国这样的国家，若如此巨额资金在短期内流出，必将导致其外汇市场陷入严重混乱。尽管如此，他们仍一意孤行，其背后盘算的是美国绝不能有一分钱的损失。股权投资最终由投资者承担责任，这意味着若项目失败，损失几乎将全部由韩国承担。更有甚者，投资决定权握在特朗普手中，而利润分配比例据称竟是美国九成、韩国一成。这种“利润归美国，损失归韩国”的算法，简直是强盗行径。
特朗普一举摧毁了美国维系八十载的国际经贸体系，使世界倒退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将关税作为施压武器的时代。然而，他并未提出任何像样的替代方案，取而代之的唯有“特朗普的随心所欲”。随着“特朗普大帝”的恣意妄为，关税政策朝令夕改，全球陷入混乱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毫不区分敌友，甚至对盟友比对手更为严酷。当中国以稀土出口管制进行反制时，特朗普反而退缩，两次给予中国关税豁免措施。相反，对于像韩国这样看似可欺的国家，他却企图榨取更多利益。
特朗普所鼓吹的缩减贸易逆差与创造制造业就业岗位两大目标，单凭威逼胁迫不仅绝无可能实现，反而注定会适得其反。特朗普将关税视若“万能钥匙”，实则大谬不然。贸易逆差本质上源于美国人的消费量超过了生产量。唯有削减美国政府开支、扭转国民的过度消费倾向，并提升美国商品的竞争力，才能真正减少逆差。至于通过加征关税重振制造业、增加就业岗位的承诺，更近乎谎言。例如，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钢铁关税虽为钢铁业带来了约一千个新增岗位，却导致以钢铁为原材料的汽车、机械等相关行业锐减了七万五千个岗位。这正是因生产成本骤增导致竞争力下降所致。制造业就业岗位的问题，其主要症结远非廉价进口商品，而在于自动化浪潮与产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冲击。特朗普就是这样，将主要源于国内因素的问题，包装成似乎靠关税就能解决的模样。这正是民粹主义者蛊惑人心的伎俩。他无非是依靠其坚定支持者，通过兜售“假药”来维系自身权力。
关乎国家经济与安全的核心产业复兴，本是领导者理应致力达成的目标。然而，要实现此目标，不能依靠滥用保护性关税，而需秉持中长期视野，推行包含基础设施投资、技术开发、人才培养、产业生态构建在内的战略性产业政策。若想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胜出，与欧洲、韩国、日本及部分资源大国协同应对方为明智之选。美国前总统乔·拜登所推行的正是此战略，而特朗普却将其全盘推翻。在霸权竞争的核心地带，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或将导致盟国离心，从而营造出对中国有利的局面。特朗普的政策充满内在矛盾，极有可能在1至2年内，最迟不超过3年，就面临破裂。因为即便是美国，也无法超脱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学的基本法则之外。在经历一番试错后，美国终将不得不回归到拜登的战略轨道上。在当前这种连投资本金都难以确保的情况下，韩国绝不可将天文数字般的国民税金拱手让与特朗普。韩国所能做的，应仅限于在自身可承受范围内进行投资，对于超出此范围的任何要求，都必须坚决抵制，并为中长期周旋做好准备。
解放之初（1945年）的动荡岁月里，曾流传过这样一首民谣：“勿信美国佬，莫受苏联骗；日本会再起，中国将重现；朝鲜须警惕。”这民谣深深浸染着从朝鲜王朝末期、日据时期到解放后政局动荡中层层累积起来的对列强的不信任。八十年前民众的这份警惕，即便映射至当下局势，也依然适用。那些从不将弱小国家命运放在眼里的大国，其掠夺本性至今未变。不过，如今的大韩民国已作为“中等强国”具备了相当的筹码。因此，必须强烈地申明并坚决地贯彻自身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