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旭 |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研究委员
最近，一则题为《韩国结束了》（South Korea is Over）的视频在海外引发热议。内容无非是老调重弹：由于全球最低的生育率，未来韩国经济、财政、医疗乃至整个社会都将面临崩溃。虽然这类言论听得人耳朵起茧，但风险确实客观存在。如视频所言，若当前生育率持续不变，劳动年龄人口将急剧减少，侵蚀经济增长潜力和财政空间。同时，赡养负担激增可能导致老年贫困率上升、自杀率增加等社会问题。
然而断言“韩国结束了”未免言过其实。人口结构变化未必直接导致生产力下降，《消失的劳动者》(Wisdom House出版)指出，未来老年群体将比现在更健康且教育水平更高，即使老龄人口比重增加，生产力降幅也可能小于预期。此外，若韩国目前较低的老人、女性和青年经济参与率能提升至发达国家水平，完全有可能抵消劳动人口减少。该书作者预测，当经济活动参与率上升时，25年后韩国的劳动人口规模仍能维持当前水平的90%。若再考虑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未来生产力甚至有望不降反升。
更何况，我们不能低估人类的适应能力。人类始终与危机共存，也从未停止对末日的忧虑，但当今社会的繁荣程度远超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正如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提及，历史上人口减少往往通过工资上涨、工作条件改善、生产率提升等途径，增强了存续世代的福利。近几年，随着人口危机讨论的升温，政府出台了大量鼓励生育和养育的政策。或许正因如此，在经历2023年的历史低点后，韩国的出生人口和总和生育率于去年出现了小幅回升。虽然现在还难以断言是否已彻底扭转趋势，但值得庆幸的是，生育率的回升态势在今年仍在延续。
“韩国结束论”的聒噪或许有其价值，但我们不应仅凭表象就陷入不必要的恐慌。比起焦虑不确定的未来，更重要的是让此时此地活着的人们过得幸福。只要打破迫使年轻人放弃生育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低生育趋势就可能自然扭转。问题的关键在于落实，而非找不到答案。当务之急是缓解被视为结婚和生育主要阻碍的住房成本、教育竞争、长时间劳动和照护负担等问题，同时还需持续开发切实有效、力度更大的育儿支持政策。
此外，为了应对这场虽可延缓却无法回避的人口结构变化，需同步推进制度性改革。通过缩小性别、雇佣形态、国籍、年龄间的工资差距，为曾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的人群提供工作激励，就能抵消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劳动力损失。在财政领域，除改革健康保险与国民年金制度之外，还需对税收体系进行调整，以应对未来税基的萎缩。无节制的减税政策，无异于将负担推给下一代。
结合个人经历，笔者最后想强调的是：必须构建覆盖整个生命周期的“照护共同体”。不久前，妻子带着大儿子外出旅行，照看4岁的二儿子和18个月的小儿子便成了笔者的重任。边工作边带娃绝非易事，但公司完善的育儿设施，以及同事、朋友和邻居的接力支持，成为笔者最大的支撑。单位设有通勤便利的托儿所，员工食堂的饭菜孩子也能安心食用，还有同事在吃饭时间轮流帮忙照看孩子，邻居和朋友也热心地提供各种协助，让所谓的“独自带娃”变得不那么孤独。恰逢公司举办家庭开放日活动，让笔者度过了最艰难的周末育儿时光。
这种在家庭、职场与社区关系中形成的照护网络，完全可以拓展至婴幼儿、高龄父母、行动不便者与残障人士等整个人生周期。正如新书《我们如何彼此照护》（Heybooks出版）所强调，若能将原本压在个人与家庭肩上的照护负担，转变为由政府、社区、企业乃至全民参与的“照护共同体”共同分担，不仅有助于扭转低生育趋势，也将成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支撑。正是因为笔者亲身经历了“关系网中的照护”，并坚信这份照护会扩展到整个社会，所以笔者依然相信——韩国，还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