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晋旭 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上周六，全光焄和自由统一党在光化门举行了反对弹劾集会，笔者一直观看到最后。该集会聚集了数万人，教徒、党员和要拯救国家的人人山人海。同一天，新教团体“Save Korea”在大邱举行的国家紧急祈祷会聚集了10多万人，看完整视频的话，也能看到队伍里有很多青少年和青年。文在寅政府5年来，笔者多次参与太极旗集会进行观察，规模当时也不小，但现在感受到的热度不同寻常。
舞台上的演讲者们赞颂戒严，高喊要保护总统，破坏宪法法院，处决“共产党”、“从北左派”、“民主党间谍”、“赤色工会”。但是台下的市民们并没有表现出憎恶的眼神，他们流露出的情感是真实的爱国心、自豪感、感激、奉献和恐惧。像这样疯狂的领导人和善意的大众相遇后发生的巨大暴力，虽然谁都不是恶人，但共同参与对人类施以集体恶行的悲剧，那就是法西斯主义。
我们怎么也没想到12月3日戒严的出现。一开始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变，但当它失败后，尹锡悦将极右社会势力带到了政治舞台上。但现在的情况已经超越了极右的层面，极右是危险的存在，但它威胁民主主义的程度多种多样。在欧洲，即使极右政党执政，也会在民主主义体制内行动。但现在在韩国，极右势力不仅公然肆意攻击宪法机关，执政党也给予庇护和支援。这不是一般的极右问题，已经出现了极右法西斯主义现象。
在学术上，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多种多样，概念定义也因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异。所以，对于某个现象，用二分法来追究是不是法西斯主义，很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争论。因此，比起二分法，衡量法西斯主义的特性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更浓厚才更有用。许多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案例研究在大框架下发现了以下发展过程。
第一是对威胁共同体的“敌人”的恐惧和仇恨的扩散，第二是团结救赎和重建陷入危机的国家的爱国热情的大众行动和组织化，第三是领导人和大众对被定义为是敌人的集团和公共机关的物理攻击，第四是在保守政治圈和既得利益阶层的默许下获得政治权力，第五是建立掌握国家机构后压制大众的恐怖独裁体制。当然，现实不会分阶段进行，在某些地方是压缩的，在某些地方则是顺序颠倒的。
在韩国，第一和第二阶段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土壤和潜力在以前也相当大，不过这在很多国家也是如此。但从12•3事态以后，到了真正危险的第三和第四阶段，即攻击宪法机关，瞬间走出了对被定性为“敌人”的群体实施暴力的一步。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时期也有很多法西斯主义讨论，当时笔者对这种倾向性的担忧表示认同，但从未将当时的政治状况定性为法西斯主义。然而，此次12•3以后发生的事态非同寻常。
这个情况对我们来说很陌生。因为长期以来，韩国社会的集体经验和记忆习惯了市民对抗独裁国家的格局。与之不同的是，像现在这样的社会内部的集体仇恨和暴力是可怕和混乱的。我们与国家暴力作斗争时，靠社会的保护和支持获得力量，但是当国家暴力和社会暴力联系在一起时，我们不仅不知道该和谁战斗，而且觉得“社会”本身就瓦解了。
民主化近40年后的今天，这种现实并非偶然，因为法西斯主义是在民主和大众政治鼎立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是所有的独裁和国家暴力都叫法西斯主义，只有增加大众的自发性、憎恶和热情的集结，才能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特质。因此，军部独裁时期虽然有官方团体，但没有暴民的疯狂。法西斯主义是在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的意识上诞生的暴力，它在吃民主的同时攻击民主。
正因为这种特性，民粹主义情绪和语言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法西斯以民主、宪政、自由、人民、爱国、抵抗权和革命等语言为他们的身份和行动赋予意义。但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属于他们的”民主、自由和宪政，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抵抗和革命，以这种方式，他们扰乱、污染和解构这些语言的历史意义。在所有秩序崩溃的废墟上，他们想建立一个只有他们才是主人的新国家。
尹锡悦与极右携手，从敞开的门涌出的这种暴力能量，今后很有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反复崛起和沉睡，继续增殖。那么该怎么办？未来并不悲观。韩国长期以来为民主主义、人权和和平积累了集体努力的经验，因此有战胜倒退力量的潜力。笔者想分享笔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几点。
第一，严格的执法是决定法西斯主义成败的变数。如果宽容和默认暴力、威胁和煽动，以后就再也无法控制。第二，政党政治的稳定运行非常重要。所有反对极端主义的政党和政派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坚定的合作态度。第三，市民社会要牢固建立组织力量和联合网络，分散的个人无法对抗聚集的仇恨力量。第四，公民必须明确宣布民主、人权、和平和多样性是大韩民国的价值观，模糊的相对主义和不规范将会为法西斯主义的进军铺平道路。
韩国现在正在经历高度浓缩的美国、欧洲等世界所有发达民主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世界正在密切关注韩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如果韩国能很好地克服这个国家危机，就会成为真正为世界带来光明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