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露子 挪威奥斯陆大学韩国学教授
或许是因为在学校分别学习韩国史和世界史，我们往往将韩国史和世界史视为两个独立的领域。然而，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史像韩国的现代史那样与世界历史背景紧密相连。举例来说，军事独裁不仅仅是韩国的特有现象，1960到1980年代的南美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这些国家同样位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边缘地带。1980年代末的民主化浪潮，韩国、台湾、东欧、南美和南非等地都有所共享。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带来的非正规劳动大幅增加，韩国和日本的轨迹也大致相同。换句话说，韩国的现代史基本上更接近“普遍”而非“特殊”。
此次震惊国内外的尹锡悦内乱事件也有类似的背景。这一事件中，韩国特有的情况，例如，检察官出身的总统表现出的目空一切的专制思想和行为，以及缺乏公民社会对军队的监控与制约，但同时，这一内乱事件也是全球趋势的一部分。事实上，自2010年代后期以来，右翼和极右翼的崛起，极右翼力量的掌权以及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建立，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流趋势。尹锡悦上任后的极右翼政策以及最终的内乱尝试，正是这一趋势的一部分。
在2010年代后期之前，新权威主义大多是地缘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准边缘国家的专属。例如，从2000年代初开始巩固权力基础的普京政权是最典型的，但2014年起的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和印度莫迪政权也属于这一类。然而，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以及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2017-2021年)之后出现了本质性变化。从那时起，即使是像韩国所属的国家集团，即已经实现议会民主的高收入国家，极右翼政治也开始流行，极右翼政权的建立成为了一种潮流。如果没有这样的国际背景，尹锡悦此次的过激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笔者所在的斯堪的纳维亚曾被誉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地”，但如今已成为过去。今天，瑞典的右翼政府依赖于在2022年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20%选票的极右翼党派“瑞典民主党”的支持，而2023年芬兰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大约20%选票的极右翼党派“芬兰人党”，如今也在芬兰的联合右翼政府中占据核心地位。曾经是欧洲左派“心灵故乡”的斯堪的纳维亚并非唯一的例外。作为欧盟主要国家之一的意大利，极右翼已经掌控了政权，而在德国和法国，极右翼分别获得了20%和30%的支持。就像即将开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不仅是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现在中心也在逐渐向右翼转变。
为什么极右翼能在西方国家获得相当一部分民众支持？若用一句话总结，这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矛盾所导致的结果。自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始于欧美，但其最大的受益者如今是中国等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如今占据全球制造业产量的三分之一。自1973年到1990年代初期，利润率持续下降，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引入，在1991到2007年期间有所反弹，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则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欧美地区通过量化宽松，即增加货币发行和注入公共资金，匆忙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却面临通货膨胀导致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和民众贫困化问题。很多选民认为自己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陷入贫困，于是他们渴望能够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的“强国”，而极右翼政党正是比制度内的左派更能符合这一需求，尤其是那些一直未能有效反对全球化的传统左翼。
然而，与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的西方国家的民众不同，韩国作为一个依赖贸易生存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反对全球化。对于韩国来说，真正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发展成福利国家以及国家民生政策的缺失。在这方面，代表韩国极右翼的尹锡悦等人始终坚持削减福利开支，却根本没有什么能够吸引选民的议题。无论是通过对女权主义的“女巫狩猎”制造男女对立和试图拉拢年轻男性的选票，还是通过向平壤发送无人机挑起对朝战争的极端行为，他们所能采取的策略无非是仇恨、恐惧和军事暴力。然而，尽管如此，韩国极右翼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民众支持来成功发起内乱。从各种民意调查结果来看，现在每10名韩国人中就有7人支持尹锡悦的弹劾(罢免)。按照这种趋势，温和自由主义者的执政几乎已经是定局。
实际上，如果如此发展，韩国将成为全球右翼趋势的“逆流”。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掉以轻心。与全球右翼趋势背道而驰的前文在寅政府最终因未能解决由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如非正规劳动和房价暴涨等，最终不得不将位置让给了极右翼政党。为了避免未来的温和自由主义政府重蹈文在寅政府的覆辙，街头、左翼对温和的自由派政治家的强力施压是必须的。必须强烈要求改革检察制度，同时限制雇佣非正规职的理由，推动就业岗位的普遍正规化，加强对富人征税，并落实普遍福利制度，特别是加强退休金的实质化。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国会和官僚机构中保守势力的阻力。为了取得这一成果，民主党左翼的进步政党需要大大增强自身的力量，并且在福利、韩朝对话以及韩半岛和平体制的建立等议题上超越彼此的意识形态分歧，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如果没有强大的激进进步政治，就无法长期抵挡全球极右翼化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