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南求 高级记者
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表示，“认为古代王国的政治是百姓仅仅为了君主而存在的专制政治的看法是错误的”。他通过列举许多案例指出，“君主只为百姓而存在，如果无法履行职责，就会被耻辱地驱逐，甚至失去生命”。在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也记载了关于扶余的旧俗，“扶余旧俗，若持续干旱或梅雨，五谷不盈，则其咎归王，曰‘应换王’或‘杀王’”。有些国家甚至每隔五年或十二年杀掉君主并重新立王，以防止君主变得软弱。从一开始，君主便是对共同体与成员的生活负有无限责任的存在。
征服型国家的扩张过程也是强化王权的过程。王位世袭，更为精炼的宗教和政治理念取代了巫术，只保留了君主应“善待百姓”的道德责任。在519年的时间里由27位君主统治的朝鲜王朝，也有许多将百姓生活推入深渊的君主。两位君主曾被士大夫集团废黜，但并未被处死。当时，大多数百姓免于服兵役，以奴婢身份向其主人缴纳身份税(身贡)，而非向国家纳税。
在韩半岛，“百姓为主”的民主共和制始于朝鲜王朝灭亡、百姓要求建立议会的诉求最终被国王(高宗)镇压后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艘没有桅杆和锚的小舟。共和制虽意味着“无君主的政治体制”，民主也不过是“由国民选举代表者”的制度，但正是经过1894年的东学农民战争、1898年的万民共同会和1919年的三一运动，百姓用鲜血汇成了河流，这艘小舟才得以启航。
光复后，民主共和制正式确立。然而，由国民选举产生的总统却屡次践踏主权，梦想终身为王。李承晚利用警察称王，朴正熙则靠军队和情报机关实施专政。在朴正熙被刺杀后，全斗焕再次扼杀了“首尔之春”。为抗争这一切，发生了1960年的“四•一九革命”、1979年的釜山•马山抗争、1980年的光州民主化运动，以及1987年的六月民主抗争。这些事件构成了在任何其他国家现代史中都难以找到的“庄严历史”。
因此，尹锡悦总统的12•3亲卫政变图谋令人震惊。时隔43年他再次唤起已经逐渐淡出韩国人记忆的紧急戒严，企图瓦解国会、钳制媒体，建立“尹-金王朝”。这种构想令人震惊，简直荒谬至极。为何这个国家的政治竟能选出这样一个与专制国王一般无二疯子般的人物担任总统？或许会有许多人因此而愤怒和痛苦得咬牙切齿。
尹锡悦在经济和外交等国政运营上表现得极度无能且不负责任。他一意孤行推行的“减税与紧缩”财政政策严重破坏了民生。其支持率在任期第二年跌至30%区间，第三年甚至跌至20%区间。此外，他在处理金建希相关问题时背离了“公平与常识”，事实上已遭到了国民的“弹劾”。于是，他将枪口对准了转身离他而去的主权者，做出了疯狂的举动。
和紧急戒严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及包括部分政府部门长官在内的高级官员们的行为。他们全力阻挠针对内乱头目的弹劾审判和调查，为了拖延宪法法院的弹劾审判，很明显试图在寻找搅乱局势的机会。他们不是作为民主共和制的公职人员，而是作为忠于疯王的臣子而采取行动。如果不是想“与王陪葬”，就难以理解他们的举动。
自那天以来，韩国国民肩负起了将濒临崩溃的民主共和制恢复原位的任务，同时也背负了找出导致制度危机的原因并纠正，使其进一步成熟的历史性课题。在这些任务中，包括通过修宪分散过度集中于总统的权力。然而，目前这一目标正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实现，因为拥有百余席位的国民力量党所谈论的修宪中丝毫没有对12•3内乱的反思。
正是日益积累的国民的民主力量挫败了12•3内乱。然而，每一天都深切感受到，只要内乱头目的权力尚未被完全剥夺、尚未被拘捕入狱，只要那些国会议员和高级官员还在胡言乱语，内乱就无法平息。作为主权者的国民，必须各自坚定的守护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