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仁 延世大学名誉教授
“现在亚太时代已经过去，印度太平洋的新时代已经开启”。
这种说法在韩国和美国乃至欧洲国际会议上都很常见。作为地缘政治概念的印太压倒了地理概念的亚太。亚太秩序真的结束了吗？笔者难以认同。
地区秩序的急剧变化是大国内部政治变动的结果，如大国之间的大战争或革命。拿破仑战争带来的维也纳体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对决和冷战体制、苏联解体带来的后冷战秩序等就是典型事例。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尽管现有的亚太秩序依然存在，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拜登具体化的“印太战略”和由此带来的新的地区秩序在短时间内以支配性模式登场。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中心单极体制下出现了新的地区分化。欧盟首先建立了独立的经济圈，为此，美国也不甘示弱，建立了集合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并积极参与了日本和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主导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组建。这是开启亚太时代的契机。
后冷战时代的亚太秩序在很多方面都是积极的。亚洲、南、北美、太平洋沿岸21个国家参与的亚太经合组织成为标榜自由贸易的开放地区主义的代表性事例。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意见分歧等困难，但作为补充，出现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多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如此，还成立了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亚欧峰会(ASEM)，奠定了地区间自由贸易秩序的基石。
每年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成为最高级别政治安全磋商的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在东盟主导下，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亚太地区安全协议也开启了多边安全合作的新可能性。尽管政治体制和价值取向不同，但区域内的交流与合作依然活跃，并形成了自己的战略共识。可以说，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一直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正是这种包括大陆和海洋势力在内的地区秩序的结果。
印太战略旨在面向“自由开放”(美国)或“和平繁荣”(韩国)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提出包容、信任、互惠为合作原则(韩国)，但这与亚太秩序严重冲突。从其下部体制——韩美日三国军事合作、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奥库斯、北约扩大外延等来看，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说，印太战略是连接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美国传统海洋战略，是遏制中国试图改变现状和扩大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布局。因此，重点放在以排他性为前提的同盟和集体防卫上。作为将其正当化的逻辑，利用价值外交的二分法名分。也就是说，通过民主主义国家的联合，共同应对中国、俄罗斯、朝鲜等权威主义国家的轴心。
在经济领域，也以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一封闭的地区主义为特征。美国在贸易和技术领域怂恿同盟和友邦参与与中国的脱钩(decoupling)。正如“回流”、“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话语所蕴含的那样，印太战略的目标最终是排除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的报告警告说，这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发展将给世界经济带来致命打击。
从将中国崛起视为实际威胁的美国和日本的视角来看，印太战略可能看起来足够妥当，但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利害关系和想法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因为两种秩序之间的二选一带来的附带损失非常大。比起书写亚太秩序的墓碑铭，它似乎还有很多功能。
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国家只是盲目接受向印太地区秩序的转变，对其转变的适当性的学术和政策讨论微乎其微。真的不可能在亚太和印太秩序之间找到共存和和谐的契合点吗？如何计算印太战略的便利带来的地区水平的损益？特别是像韩国这样的半岛国家是否应该背离陆地，完全参与海洋战略。韩国长期以来是亚太秩序的最大受益者。现在是时候通过激烈的讨论和辩论寻找属于韩国的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