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新闻说台湾经济很好，我都想拦住路人问一句：真的有那么好吗？半导体公司和工厂集中的地方，情况会不会好一些？”
借人工智能（AI）和半导体景气之势，台湾经济进入16年来少见的高增长阶段。然而，在台北一家中小企业上班的陈姓受访者，日子却越过越紧。35岁的他仍与父母同住，属于所谓“袋鼠族”。他说，独立生活并不现实。
“如果租一间单间，光是房租和基本生活费，每月至少就要2.5万新台币。”工作已满7年、月薪4.5万新台币的他，几乎已经放弃结婚生子。在全球最大晶圆代工企业台积电（TSMC）拉动的“富裕台湾”数字背后，台湾民众承受着高房价、低薪资和生活费负担，自嘲脚下这座岛是“鬼岛”：“只有鬼才住得下去的岛”。
从指标上看，台湾的经济确实亮眼。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4.55%，为48年来最高水平。台湾央行18日将今年经济增长率预测值上调至9.45%。如果预测成真，台湾将创下2010年（10.25%）以来、时隔16年的最高增长率。
拉动增长的是AI需求激增带来的红利。台湾5月出口同比增长51.7%，规模创单月历史第二高。电子零部件出口增长66.9%，信息通信产品出口更是猛增118%。这显示，台湾半导体和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已成为全球AI热潮的核心受益者。
但这些数字与台湾民众的体感并不一致。台湾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62.08，低于上月的62.47，创2023年1月以来新低。该指数由台湾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编制，综合消费者对岛内经济、家庭经济、就业、物价等的预期；指数低于100，意味着悲观情绪占上风。从事美容服务业的毛姓受访者对此感受很深。她说：“从去年开始，确实一直有经济好转的氛围，但来店里的客人并没有增加。”她原本打算如果生意变好就扩大经营规模，如今已经打消了念头。
“我很清楚地感受到，少数几家知名企业的状况变好，并不会让普通人的钱包也鼓起来。”毛姓受访者的抱怨，也能从数据中得到印证。台湾经济总量快速扩大，但劳动者分到的份额并未同步增加。雇员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即劳动所得分配率，并没有改善。台湾劳动所得分配率在20世纪90年代曾达到50%左右，此后逐步下降，2024年已跌至43%。2025年台湾月平均工资为6.4万新台币，仅相当于韩国的约73%。去年台湾GNI超过韩国、突破4万美元，但劳动者的薪资处境仍不如韩国。
产业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台积电、联发科、鸿海（富士康）等高科技企业员工可以享受AI热潮的果实，但服务业、传统制造业以及非正规就业和低薪青年群体远远够不到高增长红利。一边是部分产业和阶层快速上升，另一边则停滞不前甚至被向下挤压。这正是台湾内外出现“K型经济”说法的原因。对此，台湾央行曾解释称，“不是传统产业不好，而是电子产业增长势头过于强劲”。然而，这一说法并不能充分解释整体经济平均值与民众体感之间的巨大落差。
这种落差在住房问题上最为明显。台湾青年之间广泛使用“蛋壳区”一词。如果把台北市中心比作蛋黄、周边地区比作蛋白，那么无力负担房价的年轻人，就只能被推向更外围、相当于蛋壳的地区。如今，越来越多人感叹，别说买房，光是负担房租和通勤费就已捉襟见肘。台北的房价收入比高达16倍，高于英国伦敦、美国纽约等城市。
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也反映出这一现实。最近，台湾的“乞丐超人”一词受到关注。它指的是一些精打细算的年轻人：他们通过便利店App查看临近保质期、即将打折的便当和鲜食库存，再在特定时间赶到门店购买。也有人认为，这是为节省开支而进行的理性消费。但在台湾经济创纪录繁荣的背景下，年轻人却要奔波寻找打折便当，这一画面象征性地展现了经济增长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脱节。
拮据的生活也在推低生育率。经营出版社、结婚5年的42岁林姓受访者，已经决定不要孩子。她说：“5个大学同学里有3个结了婚，但有孩子的只有1个。”去年台湾出生人口为10.7812万人，连续10年刷新最低纪录。总和生育率，即每名育龄女性一生预计生育的子女数，降至历史最低的0.695。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月28日宣布，为应对低生育导致的人口减少问题，将投入3800亿新台币，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他表示，将把育儿转向由社会、企业和政府共同支持的“公共支持型育儿”体系。但林姓受访者说，即便有这些政策，她也不会改变想法。“扩大社会支持当然有必要，但归根结底，关键还是每个家庭能不能实现经济稳定。”
台湾半导体产业具有强大竞争力，但与此同时，产业、地区和职业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台湾独立研究团体共力研究社在报告中指出：“2010年至2019年，企业营业利润年均增速约为4%，与劳动薪资涨幅相近；但2020年至2024年，营业利润增速升至7%，劳动薪资涨幅却停留在约4%。”报告还指出：“正因为存在这种差距，大多数劳动者，尤其是非电子产业从业者，很难享受到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
台湾社会的担忧并不只在于“过度依赖半导体产业存在风险”。更深层的问题是，如何把增长果实转化为居住稳定、薪资上涨等民生改善。如果出口大企业和高科技产业赚取的利润无法扩散到普通家庭和地方社区，高增长反而可能加剧两极分化。台湾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近年来推进了现金发放、加薪、青年居住支持、扩大社会住宅等政策。然而，仅靠一次性、临时性的扶持措施，很难缓解结构性分化，“富裕的台湾，贫穷的台湾人”这一悖论很可能持续下去。
这对韩国来说也并不陌生。韩国同样面临这样的局面：半导体出口繁荣推高了经济增长率和股市，但年轻人仍在抱怨高房价、不稳定的工作和体感上低迷的收入。台湾比韩国更早卷入AI和半导体繁荣的急流，同时也在显示，当增长果实无法扩散至整个社会时，会产生怎样的裂痕。它或许正是韩国“提前到来的未来”。
李廷娟 驻北京记者
